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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之后，必是歧路。
皇帝既选择了支持攻伐印度，那么便等于皇帝在打造一柄昂贵和华丽的上吊绳。
当然这根上吊绳有可能和崇祯那根同款，也可能是之前没见过的新品，这主要看是谁逼他上吊的。
印度市场成为大顺工业资本集团最大的市场，并且伴随着倾销压榨，引爆印度的起义和混乱，造成市场锐减。
印度觉醒，市场锐减的危机传导回大顺，造成极端商品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引爆大顺自己的危机。
皇帝没得选择。
他站在自己家族的角度，觉得打印度确实挺好的，收税充实内帑，维护自己的统治。
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一种换了个模样的郑和下西洋。
但其实，大顺这边急速发展的工商业，总得把东西卖出去。
要么卖给印度。
要么卖给松苏之外的国内。
朝廷也总得考虑那些商人和作坊的生计，只不过鉴于现实情况，还要考虑小农男耕女织的生计。
卖印度，确实看起来两不误。
既不伤男耕女织的小农。
也不会让那些“失业则死、得业则生”的人，无有生计。
毕竟，卖给国内，就是在摧毁大顺的稳固的男耕女织。
对皇权而言，当然是死路。
皇权的经济基础就是小农经济，不管是贵族地主搞庄园邬堡郡兵藩镇、亦或者新兴阶层搞新的一套，皇权都不好受。
把男耕女织瓦解，搞的绝大多数的小农都活不下去了，多半就得领一根崇祯同款。
卖给印度，其实还是死，只是慢性中毒，在阈值达成毒发之前，皇帝看不出来而已。
纺纱机总要替代手搓棉纱的，大顺的织布业越发达，印度那边从事手工搓棉纱的人就越多。
搓的越多，大顺的织布业就越发达，就会使劲儿往印度卖。
卖的越多，越便宜，印度原本的手工布就越少，就更多的人去搓棉纱。
技术升级替代之后，大顺这边一上蒸汽加骡机，几十万上百万原来搓棉花条、绕棉花纱的就得瞬间失业。
人越多，引发的混乱也就越大。
越大的混乱，市场越萧条。
市场萧条、急需市场，这个问题总要解决的。
要么，放开内部市场，瓦解小农经济。
要么，消灭产生这种旧时代、之前没见过的危机产生的阶层基础，消灭新兴阶层，消灭机器，消灭工业。
要么……其实没有要么了，地球就这么大，有消费能力的市场也就这么点。
这两个要么，无论选谁，谁都不肯死。
两边总得死一个。
又都不肯主动去死，那就只能打。
谁赢了听谁的。
最终的结果，无非三个。
要么：
最老练的封建统治者跳出来，装模作样，配上儒教特色的平均空想加忠孝、再配上地主军功良家子、再配上复古颜李学的军人四民论和异教清除论、再配上财阀，搞极端反动忠君皇权小资那一套，搞成个怪物。
刘钰为了改革的种种妥协和不得已，确实把这个怪物的零件都补足了。
刘钰教出来很多怪物，尤其是那些新学体系出来的人。
他们是传统的，延续着宋明以来，读书人理所当然是人上人的传统心态。
他们又是扭曲的，他们自嘲自己不是读书人，当然此时的士大夫阶层也不认可他们是读书人，可实际上他们内心仍把自己当成传统的读书人，并且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应该做人上人。
当危机爆发的时候。
一群核心是中小地主的军功良家子军官团；配一群在城市里边缘的、带着传统读书人心态的、在经济危机中苦难的、欲做人上人而不得的、新学知识分子小资阶层……
这种诡异的农村和城市的、中小地主配小资的组合、必须以契合传统而造出来的先贤经书，那是什么奇葩古怪可怕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
要么：
新兴阶层操控和利用底层，搞掉皇帝和封建制度、小农经济，撕开内外之别，把整个大顺的省份、城市、农村，都强行拉进新的体系当中。
这也是一种扩大市场。
印度市场炸了，河南陕西四川补，总要吃饱，吃不饱自己就会死。
然后，再反手再把利用完的底层卖了。
大顺的资产者正式踏上历史舞台，看看能不能自己抗住小农经济瓦解的超大规模起义。
刘钰为了改革的不得已，使得大顺新兴阶层真没机会当买办了，一旦觉得可以和皇权掰腕子了，那可真是没软弱性了，标准的内残外狠。
掉封建统治者，去打碎过去的旧时代，抗住转型剧痛的小农经济瓦解的大起义，是一项硬性考核。
这个考核不过关，那就是真的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了。
要么：
……届时，欧洲的最反动的封建分子，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时，他们一定会看到从西元前221年就最闪耀、最有分量、世界上最沉重的那顶皇冠，落地摔得粉碎，无人敢拾。
当这些欧洲最保守的封建分子，用他们熟悉的拉丁语读出来这个万里长城上的国家名字时——因为欧洲最保守的封建分子，一定不会说英语，连拉丁语都不会，怎么配当欧洲最保守的封建势力——所以他们会这样读出这个国家的名字：
SINAEAN POPULUSQUE REPUBL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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