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来说，大顺勋贵和良家子上层所信奉的“经书”，更倾向于法国那一边。
即尤斯季的那篇鼓吹重商主义的《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
里面的想法，当然比较激进扭曲，但为大顺的军事贵族阶层经商，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神圣性”。
【国内贸易、兼并土地，掠夺百姓、低买高卖，那是“奸商”的行径】
【而对外贸易，则是“政治家”的事。因为对外贸易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是分不开的】
士大夫阶层，讲究的是耕读传家远。
传统之下，商人阶层地位卑贱，这不是喊几句四民一体的口号，就能解决的。
千百年的传统，靠几句法令、几个口号就解决，那是痴人说梦。
千百年的传统之下，经商，确实算是“贱”业。
这本《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对大顺这边的最大作用，不是鼓吹重商主义。
大顺不需要刻意去搞重商主义，因为白银黄金始终往这边流。
但……“国内贸易是奸商，是贱业，传统是对的”；“对外贸易是政治家的事，是与国家强盛息息相关的”。
关键是这些东西，使得“经商”，或者说“对外贸易”这种“贱业”，有了特殊的含义。
把对内的商人，和对外的商业，剥离开。
既然不能全面扭转“商人贱业”的意识，那就解构，把商业行为拆成对外、对内。
这，和在松苏的儒学解构重建，思路基本出于一脉。
而这，也正是经书的意义。
正如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新教的那些教义使得资本主义开拓，拥有了神圣性一样。
这些东西，也很符合大顺的传统，使得大顺的对外贸易，摆脱了贱业的传统束缚，塑造出了特殊的神圣性。
我这么做，是为了发财。
这很俗，而且在传统意识里，非常贱。士大夫虽然爱钱，但嘴上是不会说的。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
这就很高了。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顺便发了财，而且发财越大，就为国家为社稷做的越多。
这就非常高了。
类似于新教那边我努力赚钱、杀人、发财，是为了履行上帝给我的义务和责任，差球不多了。
毕竟这边不讲上帝。
讲的是社稷、国家、天下。
大顺的对外贸易的“神圣性”，在这一刻也算是正式建立了，有了自己的“经书”体系。
这经书，不是教怎么贸易的，这个不用教。
这经书，是把“庸俗”的经商，变为了神圣的为了社稷、是立功于国家。
这又和大顺自身所树立的事功学，完成了主题升华，并且抽象出来了一个社稷和国家，同时伴随着大顺对外交流而使得国家这个概念逐渐清晰起来。
旧天下范围内，盛世时候，国家是很难清晰起来的。乱世除外。
新天下的范围内，我是谁，才有清晰的意义。
本身，这种东西要加深印象，需要有别人，才知道自己是谁。下南洋、伐日本、海外竞争、对外贸易，也让“我”这个概念渐渐清晰起来。
其实，也就是把天下的范围扩大。
这就使得旧天下内的盛世一统，变成了新天下内的列国争雄，于是“我”就越来越清晰。
大顺当然没在大西洋和各国开战。
可大顺今天谴责英国的棉布禁止令、明天嘀咕西班牙总督受贿不办事、后天又面临着走私贩子从印度拿到的棉布竞争，一部分人对这种列国争雄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毕竟，这他妈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皇权。
军事贵族和对外商人的联合。
新实学精英半数在军队中是中下层军官团、半数在采煤冶铁机械铸炮军工等产业中。
松苏的全面外向型经济，同时又是天下财税之半。
这是大顺走的一条完全不同于英荷法等同步先发国家的路。
某种程度上讲，此时刘钰问这些新兴阶层的头部，有何诉求。
总结起来，多半是，他们希望给皇权当狗，并且希望皇帝能够把这种当狗的现状，政策化、法律化、明确化、制度化。
至少，此时是这样的。如果再成长几年，说不定也会琢磨琢磨诸如兵变、革命、控制舆论之类的事，但现在肯定不是。
现在他们很明确，就是想让他们做附庸犬的现状，明确为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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