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钱，我就愿意建大房子，行不行？
我有钱，我就想穿明黄色的衣服，行不行？
我是商人，我不是举人，但我就想有举人那样的权力行不行？
我是女人，我想看书写字甚至考秀才，行不行？
等等、等等，简而言之一句话：要不要规定，什么级别，可以有什么样的欲？
底层的欲，只能是吃地瓜，超过吃地瓜，就是逾越了正场的人欲？
秀才的欲，可以吃大米，超越了吃大米，就是逾越了正常的人欲？
还是说，从人欲的角度上讲，皇帝和贩夫走卒，其实都是“人欲意义下的平等的人”？
实际上，这两步是非常难走出去的。
第一步的逻辑构建，本身就很难了。因为包括大顺树立的永嘉永康学问，这一步还是没构成一个崭新的体系，完成一整套的构建。
第二步就更别提了，必然会被卡住，没法往下推演了。
而这一次的从以食物喻现实的文章，算是大顺改革开始后的新生一代的另一种尝试。
这种尝试本身，就是瓦解之前捆在儒学身上的那些有形的、无形的桎梏。
彻底解构、撕碎之后，试图重建。
有些有形的东西，可以打碎，甚至可以打得粉碎。
但有些无形的东西，是打不碎的。
看上去宋学理学、心学的很多东西，好像是在明末顺初的思潮变革中被打碎了，但实际上已经浸润到了整个体系之中，无处不在，很难在原本的窠臼中突破最难的两步。
所以一些新生代儒生，与刘钰搞出来的实学体系配合，不管是为了搏名也好、野心也罢，总归是搞出来这么一个撬动了旧体系的一丁点东西。
由这一套东西继续往下延伸，也就注定了【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这种不言而喻所引出来的启蒙思路，是无法在大顺走通的。
最后多半是殊途同归，但归可以同，路肯定不能那么走。
前者是凭借浓厚的宗教氛围，造出一种理所当然的造物主的天理，然后人人信服。
后者只能是砸碎旧的东西，把旧的理所当然的天理粉碎之后，才能获得正统，人人信服。
前者是因为这样是对的，不言而喻是对的，所以大家都要信。
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后者是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永恒的，所以有些东西是错的。
世界不应该是原本那个样子的。
时代是变化的，发展的，古之圣贤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经书上的东西，是当时最合理的工具？还是其本身就是神圣的？
如果只是一种工具，那么这东西也就没什么神圣性，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保证圣贤的内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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