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的话，已经说的不能再明白了。
改革，改变、变动、变法，得有目的。
那么，在生员、科举等问题上做文章，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目的是为了选拔真正的、有才能的、懂实学的、所谓的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么，到了县学时候，再搞分斋教育，已经毫无意义了。
成为生员的平均年龄，最小也得个十七八、甚至二十来岁了。都这个岁数了，再从头学那些已经严重分化的、专业化的学科？那能学出来什么？
所以，改革绝对不能以教育更全面的人才为目的进行改革。因为那意味着要改变全国的科举制度、改变全部的私塾教育为学校教育。
谁敢这么改，谁死。
而且也根本没钱这么改，现在县里官学收的是生员，而考中生员之前的教育要么是靠私塾、要么是靠族学、要么是靠自己家里请的西宾、要么是靠家学，很少一部分是靠义学。
要改成全面的学堂教育，别的不说，钱从哪来？少建一些，那么谁能入学、谁不能入学？
这和刘钰办的那些实学的义学不同，那边的义学，从第一天入学就讲的很清楚：你们都是边缘人，是做不了官、考不了科举的。
而要是办成从小学堂就开始的分斋式的、以经学为主的生员考试前的教育模式，是要考科举、是要做官的。
再说了，像是治水、工程、建筑、土木、军械、农学、冶金、航海、测绘这样的贱人之学，大顺此时也并不缺这方面的人才。
既然改革绝对不能以教育更全面的人才为目的，那么分斋教育这种就压根不要去考虑了。
那么，剩下的目的，无非两种。
一种，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几十万特权生员在基层的控制力，彻底解决从明中晚期就开始的生员政治流氓化、地方势力化等问题。
一种，就是假装进行了改革，从而让皇帝以为这边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做出了很大的功劳，但实际上啥也没变。
如果是为了假装进行了一些改革，并不是以更好地选拔人才为目的，那么其实搞这种官学的分斋教育，也无不可。
走个形式呗。二十岁，或者五十岁，考中了生员，再强制每个月学点别的学问。
这样想，似乎是有些讽刺。
林敏叹息一声，说道：“我曾见过兴国公派人整理的、西洋诸国对本朝的赞誉之词。”
“有一神父名特里格者，言曰：科举制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都是最完美的、全能的人才。要考察考生的意志是否衰弱、要考察他们是否对惩罚过于热衷且严苛、要考察他们是否过于宽容然若无力、也要考察他们是否对处理公务漫不经心、还要考察他们是否敲诈百姓钱财、亦要考察他们在统治上是奇才还是庸才……”
“法国大儒名伏尔泰者，亦言：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生命权、信誉、私有财产都会受到法律保护的话，那么这只能是中华帝国……如果任何一个省的官员在离任的时候，得不到万民的称颂，那么这个官员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中华帝国的法律，是唯一珍视道德、私有财产、荣誉和人民生命权的法律。而这又和他们选拔官员的制度息息相关。”
“然而亭林先生却痛陈选材之弊，慨叹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之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敌国外侮得而胜之。”
“天下文华之盛，在江南。江南文华之半，在江苏。我实欲对生员选拔一事，有所作为，使得真的能够为国选材。”
“既言县学分斋之法，不过流于形式，那便罢了。”
“我只是觉得，江苏省数万生员，日后伴随兴国公改革的深入，恐成……恐成前朝宗室那般，成为地方之害、活之废物。”
“他们存在，总要给他们找点事情做，使之有益于地方、有益于社稷、有利于名教才是。”
最后这番话，是站在一个儒生的角度，用一种很难说清楚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面的事。
他能当节度使，所以他瞧得起那些连个举人都考不上、混了一辈子也没法出头的生员吗？
内心肯定是瞧不上的，等级社会之下，学历鄙视，身份鄙视，很严重的。
但站在一种说不清楚的角度，再看江苏将来这些生员的命运，林敏觉得刘钰纯粹是要把这些生员当猪养起来。
苏南的税制改革和退税制，换一种角度看，实则是试图把生员变成朝廷的一条条狗。
之前的优免制和特权之下，朝廷和这些士绅、生员发生矛盾，只有“革除功名”这一个办法。
两者之间是没有缓冲的。
本地生员，实际上谁真的靠朝廷官学发的那点钱生活啊？靠的是优免制特权制下的诡寄等地租、合法避税避役等。
而刘钰在苏南的改革，对生员来说，最恶心的地方就在这个退税制。
不说生员士绅的很多利益，被严重打压，终于做到了前朝末年江南地区的百姓最大的呼声——均田赋，不是均田，是均田赋。
只说税收上来后的退税制，实际上使得朝廷和生员之间有了极大的缓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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