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对这篇设想倒也并不是全盘的否定，对里面的一些东西，也不是说完全不支持。
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他是反对的。
将这篇文章给自己的心腹幕僚看过，其心腹幕僚笑道：“昔者，甄琛以罢盐禁有利百姓而说之元恪，元恪信之。故王夫之言：人君之大患，莫甚于有惠民之心，而小人资之以行其奸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没，则受富商豪民之赂而为之言尔。于国损，于民病，奚恤哉？”
“制定政策的人，最应该提防的事，就是有惠民之心，但小人利用这种惠民之心却做他们想要做的坏事。姜斋之言犹在耳边，此议甚可哂矣！”
对幕僚的这个评价，无疑，林敏是非常支持的。
他的幕僚既然能够熟练引用王夫之的一些历史论点，显然，林敏在一些思想上，是倾向于王夫之那一边的。
盐政改革这件事，看似只是一次改革，但实际上，应该算是明亡顺兴这百余年间思想交锋的一次体现。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东西。
单就盐政改革这件事，其实朝中、学术界，其实一共有五个派别。
这五个派别，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这里面的派别，是刨除掉利益纠葛之后的、单纯的经济思想的派别争辩。
第一种，是认为盐禁本身就是错的，朝廷盐禁就是害民，应该完全取消各种山川之禁，完全地自由发展。
这个派别，在明末时候，影响力就非常大。
大到有些地方官，出于良心和对这个道理的信仰，对于一些私盐贩子根本不怎么管。
而且一些私盐贩子也觉得自己大义加身，贩卖起来的时候，理直气壮。
这里面既包括销售，也包括生产。
第二种，则认为商人参与盐业本身就是错的，盐业就应该全面官营，取消任何商人的参与。
由朝廷收购、朝廷运输、朝廷售卖，得到全部的山海之利。
当然，这里面还需要引申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朝廷拿到这些钱干什么？朝廷应该拿到这些钱，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从土地上征那么多的税，而应该用全面官营的工商业来维系税收。
第三种观点，基本上就是林敏看到的生员给出的观点。
大意就是盐业的问题，根本就在于场商参与到了食盐的生产环节。应该把商人剔除到生产环节之外，别的制度，都是没啥问题的。
第四种观点，就是林敏等朝中盐政改革派的观点。
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源自于王夫之等明末大儒对于明朝盐政问题的反思。
在要不要全面取消盐禁的问题上，王夫之认为“弛盐禁以任民之采，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广国储以宽农，其为稗政也无疑”
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地放开盐禁，这里面其实也包括矿禁，也就是不能全面地取消矿禁。
整体思想，还是以盐利、矿利等，保持自耕农的稳定，维系一个帝国的运转。以农为本，尽可能维系小农经济。
但同时，在销售端，又应该放开销售，由商人进行运输和销售。
也就是说，要严格控制生产端，但在销售端完全市场化。
朝廷要加大盐禁，禁止别人开采私盐。但在销售问题上，则全面取消盐引制度，让商人愿意去哪卖就去哪卖。
所谓【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仇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
就是说，如果完全市场化，这个地方贵了，商人肯定争先恐后来卖，生怕慢了；而那个地方的人想要囤货居奇，刚要涨价，别的地方的货又到了，这囤货居奇的生怕自己卖不出去，赶紧降价，所以价格上涨的问题也解决了。
林敏等盐政改革派，算是师从王夫之的这个观点的，所以他们改革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没考虑生产端，只是考虑销售端。
要搞全面的票法，代替盐引制，认为只要这么改，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第五种观点，就是刘钰这一派的观点。
刘钰这一派的观点，用当初刘钰和林敏讨论的那番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生产力还没到从东海到西域，能够月初发车、月末即到的状态，那么搞纯粹的市场调控，那就是脑子抽了。
搞纯粹的票法，真的是过于相信商人的良心，也过于小看商人的投机本能了，更是低估了明中期开始的白银流入、资本积累过快垄断过快的速度了。
【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适用于一个长宽千余里的国家，至少此时并不适用于一个广阔上万里的国家。
所以，刘钰说，引法、票法，都是修修补补。唯一不算修修补补的、有意义的改革，就是搞大盐场，提振盐的生产。
这算是真正进步意义上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改革。
而在销售端，既要相信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又要提防资本对市场的扰乱和阻碍。
所以，要搞全面的盐政改革，提振川盐、山西盐、长芦盐、闽粤盐、滇盐，搞一个全面的盐业总公司，协调管控。
依靠各处的生产进步，来缓解物流运输带来的诸多问题。
物流运输问题，现在是无解的。那么就只能在生产端开动脑筋，让各个产盐区都能辐射一个合理的范畴，由国家成立的盐业总公司，根据盐的生产成本，调控征税，稳定价格；同时通过官运商销、明票暗引的手段，确保盐能抵达大部分国土并且销售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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