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只有让市场充分竞争，让商贾自行定价，才会既不缺盐、也不价格太高。
理论上，只要让衙门出个公告：不准齐行控价即可。
要让官盐便宜，就得既取消总承包商，又减少中间环节的管控，还要收回各处对查盐的权力，唯有如此，方才能改革成功。
这就给了盐商极大的漏洞。而且，还有个问题，朝中那些给出盐政改革方案的人，始终没正面回应：怎么杜绝富商买票？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
第一：盐票是不是无限卖？
如果无限卖，必然崩。这不只是物价混乱的问题，而且还是打价格战，小散商有个吊毛的机会，能赢总资产几家在大几千万里两的盐商？
如果不是无限卖，而是控销售区分售额度，怎么解决远近利润不同的问题？怎么确保大盐商不先把利润最高、运输最方便的地方吃下来？
第二：盐票倒卖，是否合法？
如果我钱多，我买了200万引的盐票，我是否可以再转卖给别人？
如果可以，那么和之前有什么区别？
如果不能，采取什么方式卖票保证公平？怎么把偏远地区的票卖给有能力承办的大商？
再一个，我有钱买200万引，先不管我转不转卖，只说我这么买，可不可以？
刘钰是支持大顺的这一次改革的，但他并不支持朝中那些人的做法，这是标准的矫枉过正。
很多问题是不能刻舟求剑的，历史上的那次盐改，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那之前，大盐商经历了白莲教、私盐泛滥等等缘故，其实已经崩了。
但现在，扬州府的那些大盐商，正是资本雄厚、享受到了之前二十年大量东西洋白银流入的背景下资本充足的时候。
对付半死不活的人，不用去考虑这人反抗怎么办。
可要是对付活蹦乱跳的中年人，虽然可能很快就要老了，但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反抗一下子也不得不防。
只不过，刘钰真的是高估这些盐商了。
他本就存了这些盐商死前肯定要搏一搏的心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防的就是盐商搞反击，闹得非常难看。
而且他又不知道吴敬梓去给这些盐商分析了情况、出了一个实际上最可行的主意。
这些盐商考虑了海商集团的崛起，却没考虑另一个问题：皇帝可能把整个大顺最赚钱的两件买卖——不比大顺朝廷收土地税赚的少——交给同一伙人吗？
所以如果刘钰知道了吴敬梓出的主意，一定会觉得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成功。
但他不知道，也更不可能知道盐商否了这个想法，而是采取了最保守的策略。
即把希望寄托在朝廷不改。只要给了钱就不改上。
如果刘钰知道，他肯定会笑着骂一句废物，觉得真的是养废了，这他妈和等死有啥区别？
可他并不知道。
而且又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并且他内心考虑的角度，从一开始就明白海商的势力已经够大了，而且是新兴阶层，皇帝会本能地担心，不可能再给更多的利益了。
加之他知道大顺的下一步战略是南下打印，是以这本身就又是加强海商势力的过程，而势力在必然扩张的前提下，皇帝更不可能把盐在给交给群势力越来越大的群体了。
在此信息基础上做思考，他就根本没考虑过盐商考虑的那种“替他人作嫁衣裳”的可能。
是以，当说客说到盐政改革可能遇到的偏远地区的问题时，在信息不同的猜疑之下，刘钰第一时间就觉得，盐商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切入，对抗改革。
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刘钰就不觉得私盐贩子是主要问题。
而且，明显的，这场改革想要成功，那么其政策的关键点，一定是“化枭为商”。
换句话说，大盐商认为的主要因素，实质上在这个思路的改革下，是直接被化掉的。
但是，这只是化掉已有的大部分走私贩子，即便他们能够提供市场信息、销售路径，但想要和大盐商对抗，只能是一支强势的、以朝廷为后台的力量。
否则，是赢不了的。
但刘钰也不得不承认，朝中那些支持盐政改革的人，想的简单了，并没有完善后续的诸多制度，使得漏洞太多。
这也就是在这个时代，放到后世，人都从资本厮杀中杀出来的，这么多的漏洞，能直接捅破了天。
本来他并不是掺和进盐政改革中太深，但从考察了淮南盐场给皇帝写了第二封奏疏之后，刘钰也只能把这场改革扭一扭了，扭到一种他希望的模式上了。
既不同于朝廷内那些改革派的模式、也不同于旧的总承包商的模式。
这些盐商既然拿这个他认定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说事，刘钰心道这也正搔到了痒处，便怕你们不玩呢。
不过既是要玩，那也顺势把一些漏洞补上吧。
如今盐商既已出招，刘钰心道这倒也好，便笑道：“如你所言，这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远处行销，小商无力承担资本，反倒导致私盐泛滥？”
“那若是行改革之事，却无这个问题呢？那你们还有什么可说？”
说客和他背后的盐商，其实真没有刘钰想的那么有种、有激情和活力，以及斗争精神。
说客知道自己只是来送钱、送台阶的。
这时候见刘钰这么说，便也笑道：“国公明鉴，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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