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的出现，使得皇帝下旨，分了“西学”和“实学”，将文化宗教和科学数学彻底分开，进行了切割。
这种切割的基础，是有个人不是天主教徒，且能解方程组、算几何学、介绍牛顿的理论，怒斥传教士传的哥白尼理论是过时的，至少也得谈弟谷开普勒体系。
这种切割的基础，是有个人不是天主教徒，却能告诉皇帝罗刹国东正教神圣罗马帝国教廷法兰西英格兰之大致情况。
这种切割，也就导致了后续程廷祚和吴敬梓两人的分歧。
之前，两个人都是一样的：觉得完了，这个时代病入膏肓了，要批判过去的宋儒，要批判时代，不然天下就要完犊子了！
时代再不改，就没救了，就要亡天下了。
可批判之后，怎么办呢？
在反对和批判的时候，两人是有共同语言的，是同路人。
然而到“怎么办”的时候，却出现了分歧。
有的人因为时代的因素迈出了这一步，找到了觉得至少可以怎么办的方向。
有的人则蹉跎于批判之中，找不到方向，寄托于道德上的改变。
就像是资本主义出现的时候，谁都喷，教士、贵族、皇帝、国王、行会师傅、农民，都在喷，都在骂。选择的道路，各有不同。有往回退的、有空想的，也有继续往前走的。
在程廷祚认为“西洋传教士以学问为饵、包藏祸心”的七八年后，皇帝下旨区分实学和西学。
在程廷祚担心“传教士恐为西洋蚕食之先卒”的十年后，大顺下令禁教，但实学依旧引进，只封杀了宗教书籍，毁灭了天主教堂。
在程廷祚担忧“何年袭吕宋，剪灭为属国”的十几年后，大顺海军下南洋，一举夺取了从锡兰到日本的广阔大洋。
可以说，刘钰解决了程廷祚心底的一个疑惑：即科学是否和西洋人是绑定的？
其实谁都知道不是绑定的。
但来一个会几何的，就是耶稣会传教士；来一个会代数的，还是耶稣会传教士；来一个懂弟谷开普勒体系的，更是大中华教区的副会长……
这怎么说？怎么想？想反天主教，要不要反这些？
一旦不绑定，这个热衷于颜李实学的人，接受了“东西方皆准的学问就不分东西方，而陡斯这东西不是东西方皆准的”说法之后，立刻觉得有了方向。
松江府日益繁华，程廷祚与吴敬梓在大顺下南洋之后，相约游历了松江府。
而这次游历，也是两人日后分歧的开始。
程廷祚看到的松江府，是万物竟发、人皆谈实、农工商百家之学各放异彩，各有用处。人之欲，人伦日用、饮食男女、趋利避害、乐生恶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只能顺势用之，加以节制即可。但如一人饿的久了，在其猛吃的时候，说节制是无意义的……所见之处，一片勃勃生机。
而吴敬梓看到的松江府，是人皆求利、狂躁不安、以钱为尊、以利为上、铜臭之气尽掩道德。投机倒把、囤货居奇，以不劳而获食其股息为荣，各色人等行色匆匆，皆为钱而往来。为争家产、股权，衙门官司判断终日不绝；众人所论之事，或今日豆价期货如何、或昨日贸易得息几许……所闻之处，尽是群魔乱舞。
两个都已经四十多岁的人，自此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程廷祚想要从头开始，从新学学堂开始，学习那些新学学问，通晓地理天文算数几何物理化学，知天下之大道，而融周公孔孟之学，兴泛爱之世。
吴敬梓则想要写一本《商贾外史》，尽刺讽新时代的诸多魔幻。
如果说，这只是两人分歧的开端，那么最多算是眼中所见之物的区别。真正让两人走向绝交的，则是“大义”、“小义”之争，也就是所谓的“道相同？道不同？”
起因恰正是盐政改革。
两个人都支持改革，但在盐商的问题上，两人出现了分歧。
吴敬梓说，当年自己穷困的时候，盐商二话没说，就给了二百两银子，不等自己开口，免得自己难堪。
再想想自己年轻时候，亲族争夺家产、破败之后受尽白眼、被亲戚躲着。对比一下盐商的态度，当真是感慨万千。
春秋之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以士待我，我必以士报之！
当时赶的也巧，当年在日本的时候，刘钰就劝史世用说，回来后找个枪手，将他在日本的一些见闻写成故事书，也好叫天下人知东洋故事。
免得写个《说岳全传》，那些外国，整个儿一中原批了层古怪名字的皮，金兀术简直快成儒将了。或者写个南洋小说，那南洋诸国，完全看不出和中原有任何区别。
因着史世用的书，再一个就是日本儒生和大顺儒生的交流，程朱理学和古儒学派的争端，种种。
这里面，就因一件旧事，引发了诸多讨论，
那件旧事，就是“赤穗事件”。
其实就一春秋战国时代，士为主家复仇的事儿。
有人说，此真春秋遗风，战国士尚存于扶桑。古之道义，本朝失之久矣。
天子失礼，求诸于野。
而有人则用刘钰的那一套理论，给予了全面的批判。
当然，不是道义上的批判，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批判——春秋战国养士之风，在于分封制，在于对土地的全面控制。离开主人，这些士是活不了的，只能依附主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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