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皇帝反而更加兴奋。
心想如今这贸易被处处掣肘，尚且能赚这么多；若是将来真的做成了打破英夷航海条例之大事，这不得起飞了啊？
如今收了商人36万两的“好处费”，作为给丹麦商馆加税的回报。
日后自可成定例。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别家。
当然今年的情况确实特殊一些，但日后纵短暂下滑，只要将来补回来便是。
“爱卿所言，朕自知晓。你且放心，朕也不至于拿今年的数目做平日情况。”
“这海外贸易事，朕对爱卿最是放心。也不会叫别人胡乱干涉的。”
皇帝说这番话，主要还是因为当年他拍脑袋的“高端瓷器赚得多”想法，赔了一大笔钱赔出来的经验。
对外贸易，当然要讲究科学。
历史上其实这种“一拍脑袋”的“搞笑”决策，多得是。
历史上1843年，一鸦结束，英国资本家大为兴奋。
然后，西菲尔特的一家公司，花费巨资，动用了公司大量的流动资金，往中国运了一船“餐刀、餐叉”，准备大发一笔。
这已经不是拍脑袋决策了，而是脑袋被高压水枪呲了的决策。
靠着这种拍脑袋的决策，和对真正懂东方情况的东印度公司的打压，英国“成功”地将除鸦片外的对华出口额，从一鸦巅峰的250万英镑，拍到了52年的140万英镑。并且在二鸦后，搞出来一个仿佛魔幻世界一样的1876年的半殖民地2.5%关税的中国再度顺差白银1058万两……
现在的情况，刘钰是一点不担心外国货的倾销，而是担心贸易额逐渐增大引发国内的诸多问题。
在本国不能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每年几千万两的白银入内，这也足够危险的了。
得亏大顺的行政能力不是很强，不能把大笔的钱收上来再花出去，使得欧洲的价格革命至今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是太大。
然而即便行政能力不强，大量外部白银的入场，也会随着皇帝花钱而逐渐影响到全国。
像是今年修淮河，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将全国各地的白银，在两淮地区花出去，一下子涌入三四千万两白银，冲击有些巨大。
最简单的一点，肯定会造就两淮地区的银钱价比问题。
而这，正是刘钰忧心的地方。
大顺的货币政策，既不是银本位，也不是铜本位，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货币政策。
大顺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收税却收白银。而法定的一千个铜钱能换一两白银，根本只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大顺连官方的银行、货币兑换所都没有，甚至这么大规模的对外贸易，都是直接称重来算，怎么可能民间的兑换比能按照官方来？
这类似等于是官方发行法币，但官方收税什么的却收英镑法郎荷兰盾西班牙元。
之前对外贸易不是很主动，都冲击出来了个货币白银化，冲击出来个白银税改。
如今对外贸易的额度、数量，都急速增加，若这种情况下还不考虑货币问题，肯定是要出事的。
这个事从实际来讲，可能不算啥太大的事。
但在朝堂里，可能会成为被人攻讦贸易的方向，是以刘钰有必要跟皇帝提前提一嘴。
大顺的士大夫水平，很难搞明白经济。
很多都是凭感觉来。
历史上1810年代开始，出现过一波突变似的钱贱银贵，一些地方瞬间涨到了1600到1700兑一两白银。很多士大夫凭感觉，认为是鸦片走私导致的。
虽然说，鸦片当时走私确实已经严重了，但问题是即便算上鸦片走私，那几年每年的白银入超量，依旧保持在600万两左右。
士大夫会归结于鸦片走私的问题。
从立场上讲，这是好事，引起了对鸦片的警觉。
立场先放一边，10年代开始的银贵，鸦片走私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那几年实质上的出口量和白银流入量都是增加的。
这种情况，对此时的大顺，则可能是一件坏事：如果出现了银钱比例的剧烈波动，大顺的这些士大夫也会凭感觉，把问题甩在对外贸易上。
等着真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没有被刘钰提前打预防针，说不定真的就被那些士大夫的臆想给说动了，觉得都是对外贸易导致的。
“陛下，此番开拓了西洋贸易，有一事臣不得不和陛下奏明。陛下亦知昔日檀渊之盟，岁币不过十万两白银。如今松江等地，巨富之家，百万亦可拿出。”
“自从明末贸易开始，白银流入，日渐增多。这钱、银兑换之事，不可不察啊。”
“百姓生计，除非缴税，否则平日里多用铜钱。买布、买米，此等生计所需，鲜有用银的。”
“臣担心，这钱政若不变动，日后恐损小民生计。”
皇帝听了刘钰的话，忍不住笑道：“爱卿错了。按你所说，白银流入本朝日多，那岂不是说原本一千钱换一两银子，如今一千钱能换一两三五钱银子了？如此，百姓的生计应该越发好才是？”
“你亦讲过，那瑞典国之前保持实物租，是以欧洲白银日多，他收实物租，入国库的钱反倒多了。本朝既收的是货币租，白银日贱，难道不是百姓的负担小了吗？原本还要用一千钱兑一两银子纳税，日后岂不是只需800钱、500钱就能兑一两银子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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