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现在看来，贸易公司的利润增长出现了瓶颈，如果不发生什么太大的改变。
田平问到利润回报，刘钰也不太好说。
军工厂还好，他要借此稀释一下给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分红，明确股份，免得日后扯皮。
暂时有大顺军改的订单，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但是，其余的新产业，如烟卷、火柴、玻璃、肥皂等，这就很难说。
或许会赚、或许会赔。
威海的情况特殊，那些海军、军官们都有月饷，而且出海的人活一天赚一天的态度，再加上军中配给养成的一些习惯，使得烟卷和肥皂等是有成型的消费市场的。
可在江南，到底行不行，这个真的说不太准。
大顺的地租太高了，高利贷的利息也太高了，使得回报率最高的是高利贷、最保值的还是土地。
想要把资本往工商业上富集，难度着实有些大。有没有对日垄断贸易那么大的回报率，实在说不准。
利润不足的话，人们宁可把钱投到买地、放贷上。
之所以之前拿出对日贸易的利润分给众人，除了想要把更多的人卷入对日战争中来之外，还有就真的是千金市骨了。
只是不知道这个千金市骨的信任，能值多少钱。
欧洲那边长达数百年的教会统治，圣经里是不准放高利贷的，虽然私底下照样搞，但明面上放高利贷的犹太人经常被人编排。
英国如今的法令固定，年利率不得高于百分之八。英国国债的年利率，也只有大约百分之六。
资本主义萌芽不只是生产关系的改变，更有着一整套的思维方式，英国的工商业者已经开始出书鼓吹，利率应该越低越好。
基本上，现在荷兰、英国那边的年利率，一般也就在百分之十左右，这使得大量的钱投入了工商业。
圈地运动的一大因素，也是因为英国的传统地租太低。如果英国也有大顺这边百分之五十的地租也可算作仁政的政策，想来圈地的动力未必就那么大。
但是大顺这边，年利率百分之三十六是法律规定的上限。前朝大明律规定利息不能超过本金，大顺继承，但基层控制力渣的一逼，也根本无力控制。
如今就算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或者商人之间有抵押物的借贷，利率也在百分之二三十。
土地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地租，放贷将近百分之三十的利率，都使得大顺想要新兴工商业，极为困难。
内部市场基本饱和，两万万人口，有消费能力的就那么多，剩下的都是自给自足甚至自己不足没钱消费的；外部市场暂时也是饱和的，对外增长要靠欧洲放开重商主义政策，但大顺又没有炮舰开关的能力。
高地租下的土地可以买卖、贷款利率百分之三十都算低息，这样的环境，可想而知会有多少钱能够流入到工商业中。
如果低于百分之三十的回报率，商人们宁可把钱放贷或者买地。
大顺的户部不是央行，朝廷对基层的控制力，连青苗法都无法推广。而青苗法固然空想，可之所以会被一部分人视为“善政”，因为规定最高利息是百分之三十，也就可想而知正常利率是多少。
户政府量入而出的收支情况缺乏对民间的救助，都使得民间借贷承担了民间“救助”的功能。就算规定了最高利率也就是个形式，不可能禁绝，也没有禁绝的经济基础。
英国可以发国债，人民能够认购，不只是因为英格兰银行的存在，更是因为民间普遍的利率。
大顺如果学英格兰，发行国债，支付百分之六的利息。那在商人看来，就和抢钱没有任何区别。我有钱可以放九出十三归的高利贷、可以买永久保值的土地，为什么要赚朝廷那可怜巴巴的百分之六的利息呢？
如果给出百分之三十的年息，国债倒是肯定能募到，问题是能还得起百分之三十的年息还不破产，还用得着借国债吗？
一想到这些烦躁的问题，都让刘钰觉得似乎只有把一切推到重来才有可能解决。
可想想此时的现实，也只能想方设法当个修补匠，从绝路中找到一条活路。
此时听到田平问多大的利，刘钰也不说多也不说少，只是神秘兮兮地笑道：“这个我也说不准，晚上吃饭的时候，问问他们的想法。我在威海，和这里大不一样，能不能赚钱，还得看看他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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