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风尘朴朴地从黄河回来。
三司里还有一个能人，陈从信，这个人操守很不好，不过颇有才干。操守好不好与宋九无关了，他非是自己下属，西府也没有人事任免权。要的就是才干。
王明还未回来，宋九与陈从信二人就联手做了一件事。再次将一些经营不好的坊场河渡整理出来，也不问是不是官吏贪苛导致的了，反正没有多大效益，全部将它们拍卖给私人经营，从此朝廷只收租钱，不再直接经营。
进一步替朝廷松压，而且随着这批坊场河渡的取消，官吏数量减少，百姓劳役减少。其实两次裁减坊场河渡，不仅替朝廷松压，还替朝廷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直到王明回来，才开始办正事。
那就是金铺。
河洲那个金银并没有空着，经营金银彩帛，珠宝玉石，与相国寺北面的那些金银彩帛行并没有多大区别。
但它不是宋九的本意。
直到这时候宋九才将它的用途抛出。
不仅是这个金铺，从全国挑出十几个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出来，开设分点。
第一是发行交子。
宋朝交子出现了许多失误，一部分是盗印，但主要因素是发行泛滥了，天圣时一年只发行一百来万交子，主要用来解决巴蜀钱荒。到了宋徽宗时一年发行的交子达到两千多万贯。宋高宗只有一半江山，因此一年只发行一千万贯交子，然而到了宋理宗时，最高一年曾发行六亿五千万贯交子。
才发行时，因为数量少，信用高，但携带方便，因此交子很受欢迎，曾出现一贯交子相当于一贯一铜钱的情况。到了宋理宗时，一贯交子曾经只相当于一百五文钱。
然而不能一昧怦击它。
毕竟这时代以商业与经济意识观念落后，没有多少金融知识，而且这些交子虽然带来一些不好的变化，可它为宋朝经济繁荣确实也做出杰出的贡献。
没有钱币，以物易物能造就繁荣的王朝吗？
但开始时宋九很谨慎，只发行了一千万贯交子，按照宋朝制度，相当于七百七十万缗钱。
而且钱额也小，只有五文与十文两种。
并不是纸币，而是真正的丝帛币，先用最精美的丝帛制成币底，再用精密的印刷彩印。这个印模与颜料绝对地保密。
然后盖上三司印章。
也就是想盗印，十分困难，而且有了印章，那么私铸三司印章，无疑就是死罪。用此来防范民间盗印交子。
再规订若是百姓想用交子兑换铜钱，任何一个金铺分点皆不能拒绝，随时替百姓兑换。
有了这条规订，那么后世就不会出现宋理宗那样一年能印六亿多交子的奇怪现象。
其次是异地取钱。
在这时，到异地交易十分困难，比如一款十万缗钱的交易，仅是钱就重达近三百吨。如果用船来装，一艘中等船都未必能装得下，若是用车子拉，那更惨了，得用六百辆大车子才能拉走。
更不要说在路上会有意外发生了。
当然没有宋九的政策，宋人也有办法，多是重载来，重载去，一是节约运输，二就是避免这个钱难的问题。
但肯定有很多不便，也掣肘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现在十几个金铺分散于全国各地，就可以避免了这个麻烦。如在京城存十万贯钱进去，带着金铺开的一张证明，到益州只要交一些手续费就可以轻松地将十万贯现钱取出来。
最后就是存贷。这时候有存钱的地方，各个钱柜，然而不但没利息，相反的会交保管费用。因此老百姓有钱，全部放在家中，所以宋九那天与王明交谈，若个个象宋九怎么办？
于是宋九将后世的银行制度拿来，活期的没有利息，在没有完善的金融观念下，金铺不大好挪用这些活期存款。可能会产生一些效益，但还有保管费用呢。存一到两年的年息百分之一，不是收百姓的利息，而是给百姓。三到四年百分之二。四到十年百分之三。十到二十年百分之四。若是存钱取息，那是百分之五。
这个利息有点儿低，不过在这时代颇为诱人。
比如很多人买地，这是手中有钱没有好投资的，实际土地获利也很低，收租子多了租户不高兴，又臭了名声，还要交税务，于是导致很多主户隐田，可能高租。
若是子孙不孝，自己又老了，那么那个存款取息就是不错的办法。比如手中有一万贯，存下去，一年能获利五百贯，那么能让儿孙们不会饿死了，也不担心他们将遗产糟蹋。
正是这些固定存款，可以让金铺用来放贷，利息百分之十五。它就可以盈利了。当然，也不完全是空手套白狼，金银建造要花钱，交子印刷要花钱，前期宋九也计划投入一千五百万贯，一是用来兑换交子，二是用来放贷。
它还是合资制度。
朝廷出建造金铺费用，出交子印刷费用，提供信用与国家资源，私人融资，出那一千五百万贯。各占百分之五十。
但有很多麻烦，不能说它不扰民，首先扰了那些放高利贷的人。
它也不是慈善机构，与王安石挂羊头卖狗肉的青苗法不同，说白了，就是敛财的，虽然利息很低，为了保障收益，前来贷款的百姓必须用宅地契约以及其他贵重的东西抵押。还不起钱了，这些全部没收拍卖给他人。放贷的对象不取，那怕是普通的农民，只要手中有地契，就可以拿它来贷款，不必要再借黑心的高利贷。但还不起，这些地无限对方有多贫困，必须要查没。若是生起同情心，金银里的职员就会钻出巨大的黑窟窿，用此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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