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一种复杂且沉重的心情，刘旸打算再往外走走，帝国这么大，他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
不过，这个念头被近随们竭力打消了，微服渡河，离京百多里，就已经让他们紧张不已了，哪敢再让皇帝走远，出了问题谁也担待不起。
如欲远行，是必须准备好卤簿仪仗，随从臣子官兵，銮驾的安危必须得到绝对保证，这是对皇帝的负责，也是对国家，对天下百姓的负责，一番话说得刘旸都不便反驳，只能按下心中那股被激起的热潮，暂且回京。
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从剑南道传来了一则消息，一则噩耗，剑南道布政使潘佑死了，还不是正常死亡，就丧报上言，潘佑死于乱民刺杀。
又是剑南，又涉及到布政使潘佑，在收到这则消息的第一时刻，刘旸便想起了前次王审锐对潘佑的弹劾。而这一份丧报，里边隐含的内容，可比上一次还要丰富。
虽然很完整，对潘佑死亡的前因后果以及遇刺情况描述得很详尽，但是带给刘旸的异样感却更加强烈，值得推敲的地方太多了，什么乱民，会想着去刺杀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偏偏还成功了！
纵然先不深究背后的隐情，就表面来看，布政使遇刺身亡，放眼大汉立国四十七年，这都是头一次，简直是耸人听闻，离谱之极，这就是一场对朝廷赤裸裸的挑衅。
如果真如奏报上言，这真的是一干乱民所为，那他们的能量也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因此，对于剑南奏报，刘旸只相信一件事，那便是潘佑之死，至于其他，都值得商榷，甚至于未加调查之前，全部表示怀疑！
急匆匆返回洛阳后，刘旸直奔政事堂，就潘佑遇刺事件进行讨论，可谓是大发雷霆，天威震动，这是必要的态度，也是这段时间糟心事多了，刘旸对臣下们的一次宣泄。
当然，宰相们也能理解，潘佑之死，事情实在太重大了，就是他们这些饱经世变的老臣，闻之也不禁瞠目结舌，倍觉惊悚。这件事情，往怎么严重了看都不为过，不管背后有怎样的隐情，这都是对帝国统治的公然挑战，是绝对零容忍的事情。
因此，对于剑南之事，众相公倒与皇帝是一致的，中央的权威必须肃立，朝廷的统治必须维护，潘佑之死以及剑南之政也必需彻查......
当场，诏制便从速拟好下达，着有司选派要员干吏，赴成都调查，同时让剑南道那边把更详细的情况奏上来，朝廷必须要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交代。
另一方面，潘佑之死也难免牵动起朝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比如在廷议结束后，如赵匡义者就不住地把眼神往财政使张雍那里瞄。
政事堂的宰相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基本盘”，而张雍从成都府到剑南道布政使再到西南转运使，前前后后可在西南待了十四五年。
剑南若出了大问题，那张雍在那里的门生故吏、徒子徒孙们，岂能没有牵涉。一般的事情固然动摇不了这个先皇老臣、开宝功臣，但此一遭，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问题重大！
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以这样的方式被干下去了，简直是无法无天。比起其他人，赵匡义就是断定，潘佑之死与剑南道某些人与势力是逃不开干系的。
采取这样的办法，固然愚蠢，但也从侧面说明剑南局面的紧张，矛盾之不可调合，而潘佑，就冲他在京畿道的那些做法，在剑南将那些权贵逼到这个份上，似乎也不那么奇怪。
潘佑这颗铜豌豆，骨头是真硬的，也是一心做事的人，而事情做得太认真，就难免得罪人，侵犯旁人利益。而剑南可不必京畿道，没有朝廷直接的权威震慑，相对偏远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造成其复杂的政治氛围，乱着呢，黑暗着呢......
不过，赵匡义并没有提出这些东西，只是附和着说了一些场面话，一则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便多言，二者他也想看看此事还能怎样发展，剑南那边如何收尾，皇帝最终又当如何处置......
或许，与赵匡义抱有类似想法的人并不少，都是千年的狐狸，个中有什么问题，不说一眼窥破，不对劲之处总能察觉一二。
散议之时，张雍表情格外难看，也不打招呼，直接返回衙司，然后信件飞传剑南，想要搞清楚情况，显然财政使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同时，也有不少大臣把注意力放到皇帝刘旸身上，关注着他的举措变化。一些感慨也是免不了的，若是世祖皇帝，面对这等情况，只怕已经举起屠刀，只待罪魁冒头，就干脆地斩下去。
当然，更可能的是，世祖皇帝若在，这等事情根本不会发生。至少到道司主官这样级别的封疆大吏，不至于落得这样的下场。
显然，皇帝刘旸再一次面临着登基以来树立权威的战争，这一次，更没有一丝妥协的道理与空间。
刘旸也自然有其他动作，事急从权，他也没有迂腐到这种事况下还要走正统程序的地步。
回到垂拱殿后，便将武德副使林特召来，责其安排调查，将剑南事故、潘佑之死彻查清楚。
过去的一年，武德使王玄真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全国刑徒营的整顿上，许多地方都需要他亲自去坐镇弹压、指挥安排，而武德司的日常事务，则由林特这个副使主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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