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汉北方道州开始承受着一轮轮寒潮侵袭时，辽阔的东北大地，已然是一片冰天雪地了，风雪漫天，冰寒刺骨。
虽然太子刘旸有移辽东治所于北边沈州的意思，但对于初下的辽东，稳定恢复才是第一位的，目前军政中心，仍旧设立于东梁河阴的辽阳城。
随着以布政使宋雄为首的州县官吏陆续到任，经过几个月的规整，辽东的安抚工作，已具成效，虽然还远远谈不上安定，但属于大汉的统治秩序，已然初步构建。
比起入冬前，辽阳城冷清了不少，此前遍布饥民、难民的景象，已然不见，在辽东官府的调度下，安置在新设的乡村之中，重建家园，艰难生存。席卷整个辽东的战争固然残酷，但对于当地的各族百姓而言，更残酷的还是这个寒冬，也就是大汉官府有所担当，给每乡每村，都发放了一些救命的粮食，给予希望。
辽阳最大的变化，还得属大军的撤退，城外庞大的军营，已然一空，木料都任由百姓拆除，用以生火取暖，因此几座营垒，显得很残破。
被安排留驻辽阳的汉军，人数不算少，足有两万步骑，不过全部屯于城中，里边有足够干整的营舍，可供将士休养训练。
而辽阳城内所余官民人口，甚至不满两万，比之驻军更少，其中还包括一部分从难民中选出的壮劳力及青年男女，方才充实了些堂堂道治的人气。
由此可见，两国在辽东的鏖战，对当地的破坏有多严重，可以从人口的变化直观地反应。基本没有疑问的，眼下大汉诸道，人口最少的地区，就是新设立的辽东道了。
按照对辽东善后最终决议，留兵六万驻守辽东，拱卫新占土地，并且保持对辽军残部的压迫，随时调控东北局势。
对六万戍卒的挑选，算是给刘旸的有一个考验，那些军队留下，那些将领留下，都需要慎重考量，毕竟，没有多少人愿意留在东北，尤其是在辽东残破的情况下。
这不是靠军令强硬推行就可以的，军心问题，不得不顾及，否则必生波折。对此，需要综合考量，权衡各方面的因素。
最终，以刘皇帝的训示为基础，辅以赵、高二国公参谋，方才定下。六万军中，一万五千为禁军，从随征的各支禁兵中挑选，这些人是最不乐意的，毕竟是禁军嘛，但是命令也最为强势，习惯两京繁华的他们，必须得在边地磨砺一番，去去身上的浮丽。
一万五千卒为北方边军戍卒，有戍期已满或将满的，延期一年，一年之后，朝廷再行调戍轮换，当然，得期待这年平稳度过。
剩下的，多来自燕山、河北、河南的地方都司军队以及乡兵，还包括五千番骑。到如今，大汉军事体系中的番兵，是越来越好用了，每有战事，总免不了征调，此番北伐是征召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些军队自主权很少，但很好用，就是一块砖，朝廷哪里需要，就填那里。
辽东驻军，主要屯于四个地方，其一乃是新夺取的通州地区，留兵两万驻守，控制松辽平原中部，向北威胁黄龙府，向南拱卫辽东。
其二自然是辽阳了，剩下两处，一为辽东南来远地区，针对高丽国，只有驻兵五千，不算多，就是看不起高丽的威胁。另外就是扼守辽西走廊尾端，控制燕山、辽东进出口的锦州了。
余者，多分布于辽东诸州城，在地方官兵及治安体系构建完成之前，承担着戍守及治安的职责，协助各地官府管理地方。
到十一月中旬，随着最后一批五千人军队自辽阳起行，辽东大撤军也基本宣布结束，而这也意味着，刘旸在辽东的差事也差不多结束了，距离他离开辽东，也不远了。
北伐虽然结束了，但东路军机构并未撤除，北伐行营仍旧设置在辽阳，行营下属直辖的护卫兵马也在整备之中，各级军吏也在做着最后的收拾，准备随太子返回。
近段时间以来，赵匡胤与高怀德两位统帅，倒是进入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这是自通州之战以及来远之战后的事。都有意识地卸下军权，放手让太子去操持事务。
不得不说，在此前辽东的战事中，赵匡胤实际掌控着大军以及一切军中事务，太子殿下宽和大度，敢于放手放权。
但这对太子的权威，是造成了一定伤害的。虽然是为了战争服务，为求军令通达，追求胜利，但战事既然结束，就得考虑其他因素了，最重要的，得顾忌太子以及皇帝的想法，可以肯定的是，军中密布着皇帝的眼线，对于那些情况，皇帝一定知道。
政治觉悟很高的赵匡胤，当然明白这些道理，哪怕是杞人之忧，也得多想想，以免犯忌。因此，赵匡胤由大军统帅，转换成顾问一般的角色。
倒也有几分自在与逍遥，赵匡胤同几名亲近的将领，喝酒吃肉，或许于郊外冬猎，高怀德更有雅兴，除了骑马射箭，更喜欢玩弄曲乐。
越到最后，就越觉匆忙，事务繁重，接见的人也多。辽阳官署内，刘旸也接见着一批官吏，有二十余人，多身材魁壮，带有一些强悍气息。
辽东缺少官吏，州县命官可以从内地调动，但一些吏房职位，却不是段时间内可以填补的，于是，直接从军中选拔了一批军吏，充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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