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洛阳过冬，刘皇帝显得十分适应，或许是心理作用，他甚至觉得比在开封要舒服得多。开宝六年的冬季，比起过去，似乎又冷了几分，三九时节，还连续下了几场雪，雪不大，却也给这萧索寡淡的寒冬增添了些许柔和。
大汉朝廷的权力机构设置，也日趋稳固，除了在权力上的切割制衡之外，也在于这么多年下来，上上下下都习惯了。
政事堂，毫无疑问，是当下朝廷的最高权力机构，上承皇帝之命，下总诸部司道，而随着刘皇帝的放权，以及太子的参与，其权力中心的地位也更牢固了。
过去在东京，还有一个崇政殿，不说抗衡，总归有所牵制，到西京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崇政殿的职位、人员仍在，却被冷落在一边，被虚置了，至少西京没有一座叫崇政殿的宫殿。
不过，以刘皇帝历来的尿性，也不是真的就看开了，让权力尽回归于宰堂的。而是他研究过大汉如今的官制与机构，在对宰相权力的限制上，相较于唐时的三省六部已然有了更进一步的分化制衡。
而“崇政殿”，从雏形到形成，再到发展壮大，二十年的时间，对政事堂的制衡作用实则并不明显。相反，一定程度上，还造成了权力机构的臃肿，拖慢了行政效率。
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崇政殿是合格的，并且有积极作用，而要扩大影响，与政事堂产生矛盾冲突也是必然的。也是考虑到这些，过去，刘皇帝始终没有予崇政殿以实权，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
西迁洛阳，对于朝廷而言，影响是巨大，有的看得见，有的则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比如刘皇帝对权力的思考与划分，如今，他又准备做调整了。
不只是人员上的更换，最重要的，还是皇权相权之间的平衡。考虑了将近半年，同很多人都讨论过，综合个方面的建议，刘皇帝心中也基本有数了。
初步想法，便是设立内阁了，而这个内阁，自然是脱胎于过去的崇政殿，但与过去有所区别的是，在权责方面将会更加明确。
在承担皇帝身边秘书工作的同时，也作为国家的大脑，出谋划策，决议大政。直白点说，就是把决策权，从政事堂彻底剥离，归于内阁，而今后政事堂的主要权力，则是审议以及执行。
也可以说，是把过去的中书省，换了个“内阁”的壳子，只不过，这个壳子，更多的是要体现皇帝的意志。不管怎么变，这一点是基本，这还是刘皇帝强化皇权的动作。
虽然还没有落实，但第一任内阁大学士的人选，刘皇帝心中已然默定了，不是担当了几年“秘书长”的石熙载，而宰相魏仁溥。
说起来，魏仁溥担任首相的时间，也有十多年了。年纪也大了，该给他减减压力，少些体力上的负累，批阅公文、处置政务，这同样是体力活。
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刘皇帝多疑的性子。对魏仁溥这位老臣，刘皇帝信任、尊重、敬配，但也是有限度的。
哪怕到如今，也没有对兢兢业业、始终保持宰相风度的魏仁溥，产生猜忌心理。但是，一个人过久地待在相位上，总归是容易出现问题了。
为了大家都好，该变就得变，该挪也得挪。
刘皇帝放权算久的了，然而，他这边心思有变，朝廷中的聪明人，立刻就感觉到了。很多人都知道，待到明岁，朝廷又将发生大变动了。
因此，开宝六年这个冬季，除了冷，大汉朝廷内部，还多了几分浮躁。
政事堂下的诸部司，最瞩目的，当属财政司了，而独立性性更强的，则是枢密院了。搞了那么多年的军政分离，大方向上，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虽然，并不可能做到彻底，在当下的时代，也不现实。
一直以来，枢密院虽然也收政事堂的领导，但基本上算是自主其事，在具体的军政事务上，政事堂也很少插手。
当然，枢密院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政事堂的支持，在与财政、兵部、吏部之间的事务交流上，还是很频繁的，尤其是兵部。
因此，朝中有什么影响变动，枢密院也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而作为枢密院首脑的李处耘，受那股风气的影响，也被影响到了。
枢密院内，散发着权力气息的公案后，枢密使李处耘正埋头审阅着各地上报的军机事务，表情十分严肃，一张脸就像被这寒冷的天气给冻住了一般。
究其原因，还在于，他也感觉到，自己在枢密院的时间不多了......
他上位枢密使的时间，与赵匡胤同期，都是北伐之后的事情。赵匡胤管个兵部，刘皇帝都要换任，而况于主管全国军机的枢密院呢？
李处耘担任枢密使的时间，乃是历任中最久的，就这一点，他也足以青史留名了。而在他任职的这近十年间，也是勤勤恳恳，处置全国军机，一向有条不紊，少有差错。
并且，出了日常公务外，功绩也是斐然，统一、河西、安南、流求、大理，都可以算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
就李处耘个人而言，是舍不得离任的，位高权重是一方面，想籍此继续施展才干则是另外一方面。只不过，这由不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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