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溢洪道未设闸门情况下，在水库管理运用阶段，如果能在汛期前用水，将水库水位降到水库限制水位，且水库限制水位低于溢洪道堰顶高程，则限制水位至溢洪道堰顶高程之间的库容，就能起到蓄洪作用。蓄在水库的一部分洪水可在枯水期有计划地用于兴利需要。
当溢洪道设有闸门时，水库就能在更大程度上起到蓄洪作用，水库可以通过改变闸门开启度来调节下泄流量的大小。
由于有闸门控制，所以这类水库防洪限制水位可以高出溢洪道堰顶，并在泄洪过程中随时调节闸门开启度来控制下泄流量，具有滞洪和蓄洪双重作用。
迁安市建昌营西街的“仁义胡同”，由“仁义”而来。
这条人称“仁义胡同”的小巷，位于建昌营大西门里路南。
此胡同长约50米，宽约1.1米，由两道长短不一的条石铺成，避免了雨雪天过道的泥泞。
由于胡同狭窄，平时可容一人挑担通行，若两人相对仅可侧身擦肩而过。
建昌营是扼守冷口关的战略重镇。
明时为蒙古兀良哈三卫进京入贡的通道，也是交通和军事上的要地。
由于此处为南北交通要冲，建昌营在韦宝实际上执掌蓟辽之后，作为商贸重镇日渐繁荣。
建昌营是冀东地区通往关外除山海关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商贸活动的鼎盛期自清中叶至抗战伊始，为周边重要的农副产品贸易集市。
自古有“填不满的开平城，拉不败的建昌营”之说。
建昌营原来的西大街与南面的鸡市街本不相通，有了这条仁义胡同之后，两街才相通了。
这条胡同虽窄，却有着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相传明朝时，建昌营有两户人家相邻，东家姓任，西家姓梁。
梁家欲盖东厢房挤占土地为基，任家不容。
两家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任家给其在外做官的家人寄信做主讨说法。
不久，此官复信，上书四句诗：千里捎信只为墙，让他二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接到此信，认为确实在理，同为邻里，远亲不如近邻，便主动让出二尺。
梁家闻之，自觉惭愧，也让出墙基地二尺。
两家由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演变成了互相谦让。
后来两家达成协议，形成了这条四尺宽的通道，方便了往来行人。
此义举，深得街坊邻里夸赞，周边的居民，得此教益，多少年来和睦相处，互敬互让。
从此，“仁义胡同”的义事，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朱由校对这一代算是熟悉，因为朱由校曾经到迁安来视察过一次，不过，还是在朱由校刚刚当皇帝的时候的事情，离着这个时候，已经隔了五六年了。
建昌营的守将是曹文诏。
曹文诏本来只有五百人的兵马。
但曹文诏因为受到韦爵爷的赏识，给他增加到了一千人的兵马。
要知道，蓟州总共只有两万守军，辽东总共只有三万边军。
这么一点的兵力中，曹文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能有一千兵马，全仰赖韦爵爷的器重。
曹文诏虽然是明末著名的将领，一直以来他都以“敢战”而闻名，甚至被称为“明末第一良将”。
然而在这个时候，曹文诏确确实实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
韦宝欣赏曹文诏这个人，但也没有准备重用曹文诏，只是为了帮明朝培养一个厉害一些的将领而已。
所以韦宝让曹文诏在建昌营附近河道修建了一座水库。
在曹文诏光鲜的外表之下，曹文诏其实是一个凶残的刽子手。
只要认真翻阅一下史书，就会立刻看穿他的真实面目。
曹文诏镇压农民起义的罪恶生涯开始于崇祯三年，1630年，当年七月，陕西的农民起义活动风起云涌，这引起了明廷的恐慌与仇恨。
鉴于曹文诏之前追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四处征战的光辉履历，明廷提拔他做了延绥东路副总兵，希望借着他所谓“善战”的关宁军将起义军镇压下去，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
在一开始，由于起义军的战斗力、组织度各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曹文诏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先后击败了王嘉胤、点灯子、李老柴、独行狼等义军首领，这使得曹文诏的气焰越发嚣张起来。
曹文诏镇压农民起义的手段十分凶残，史载，“诸将在阵，于胁从者纵令逃去，文诏必尽杀，无一存者。其侄变蛟亦然。”
他嗜杀成性，只要是加入农民军的人绝不放过，不给人留一点活路，所谓平定动乱，维持社会秩序不过是托词，这个凶残的豺狼只是疯狂地仇视人民，对于任何有一点反抗行为的人都必欲杀之而后快，一心一意维护明廷的统治，而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看。
他对神一魁余部的残酷镇压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十八日，神一魁被叛徒杀害，献头于官军，但他的余部在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四人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他们在之前的斗争中完全明白了明廷的狡诈阴险、背信弃义，对明廷的腐朽黑暗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认识，斗争态度十分坚决。
他们屯兵于镇原，准备攻打平凉，但进展不顺，只好暂时退守到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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