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正德朝之后，仍然对西洋与日本进行海禁，原因在于。
西洋人心怀叵测，难以揣度。
而日本当时处于战国时代，时局混乱，海盗海商往往混淆夹杂。
因此到了隆庆朝方才开月港彻底驰禁。
然而从明代的海贸来看，东南亚、南亚才是海贸收入的大头。
西洋与日本是否驰禁，在当时并不重要。
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既非救书所招，又非旧例所载，不是朝贡船，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
古代的海贸，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
如果海贸一旦由韦宝掌控，韦宝将成为一个新的种类，巨商之上的巨商，将会提前在封建制度中弄出垄断资本出来。
因为此前还没有哪一个人的权势达到这种地步，能够垄断华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的所有海贸的。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比如郑芝龙。
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官商互利。
如海瑞的养孙海述祖，其父海中适凭借海瑞侄女婿，历任贵州乡试、兵部副使、湖广巡抚、兵部左侍郎等职的高官梁云龙及其家族的庇护，就成为了海南的海贸巨富。
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层楼，富可敌国，据说海述祖曾经将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杀死在海上，夺取其货物资财，然后谎报说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
海述祖是否是走私，实际上颇有争议，海述祖出海一事，时人皆知，或许是得到官方许可并纳税之后的正常出海。
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琼州。
若是如此，则明代后期允许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恐非止漳州月港一处。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
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与其进行贸易。
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来隆庆开海，亦不过开月港，每年发放船引88引，后来增加到110引。
当然，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
《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写有：粤海一关，内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货物纷杂……海关税银，全赖洋船出入，历年多寡不一。
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这说明那个时候的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艘到30艘之间。
这对于华夏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一点点船只往来的贸易量，可以说等于没有海贸。
二三十艘船能运来多少东西，和一个县城做贸易都不够。
影响非常小。
康熙曾经说过，以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多至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
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总共收到的也只是是100万两，据说占南宋岁入20%。
即便考虑到我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也是有够磕碜的。
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上亿贯之类的奇葩数据，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
据说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
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
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
联系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
就能发现，闽浙士绅似乎并不愿意开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
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
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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