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那位地下工高官，外加时任天津地下工委学高官，当年他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书的同班同学，怎么苦口婆心、晓以利害，杨震也没有吐这个口。对于杨震来说，没有什么比现在的天津战局更加重要。
不尽快解决天津的日军，按照眼下的战局再这么打下去，这平民的伤亡数字将会越来越大。而且一旦拥有大量轻工业的天津城一旦打烂，那么这个损失和代价也太大了。破坏容易，想要再建设就难了。
杨震替陶净非压住了阵脚，前边的陶净非则以最快的速度调整着部署。虽然在重新部署的时候，陶净非进行了最周密的调整。但战术调整之后，究竟能打成什么样子，他的心中依旧没有底。整个天津城的这个八卦一样的城市结构，实在是让人头疼。
其实这次天津作战，从打响其实就一直让陶净非很是伤脑筋。外围作战虽说日军抵抗也相当的顽强，杨柳青、军粮城、小站、大沽口、北塘等各个要点，也是经过反复争夺才最终确定归属。但对于陶净非来说，这都并不是真正让他头疼的。
外围的战斗虽说也艰苦了一些，但是与现在正在进行的巷战争夺相比，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让他头疼的是进入巷战阶段之后，整个战斗的艰难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情报上的不足。
天津日军指挥官很狡猾，在城郊战斗的时候，虽说也反复争夺每一个要点。但是对于兵力的使用上，却始终牢牢掌握着一定的节奏。同时城内的炮火支援，也只动用了部分的炮兵，将地面炮兵的主力都隐藏起来。直到进入城区作战，其真正的炮兵实力才全部展现出来。
整个城区全部被日军炮兵，早就设置好了标尺。各个炮群都有自己固定的作战方向，再加上机动炮群的配合，让抗联各个方向的攻击部队，每向前进一步，都要遭受大量的炮火覆盖。与日军交手这么多年的陶净非，还是第一次遭遇到一个局部战场的日军，火力这么密集。
这还不是陶净非遭遇的最困难的事情，最致命的问题就是情报上的缺失。从天津外围战斗打响一开始，日军便对天津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包括伪军和伪政府人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就连伪高官在内一律不许出城。
将城内的伪军所有高级指挥员，与伪政府的所有能够接触到军事问题的职员，全部集中到一处严加看管。所有的伪军与伪警察，则全部打乱建制，编入日军守城部队作战。别说活人不许出城，就是死人也不许出城。
期间不管什么原因死亡的中国人，都不许出城下葬。尸体与棺木要么暂时存放在家里，要么送到天津日本人开设的火葬场火葬后带回家。反正就是一句话，不仅活人不许出城，死人也不允许出城。
日军封锁过于严密，导致城内的情报送不出来，城外的侦察人员根本进不去。天津地下党的多部秘密电台，又被日军宪兵队采取轮番停电，全市禁止销售电池而全部破坏，失去了与城外的所有联系。
直至战线已经推进到天津市区，但是对于天津的城防工事结构以及布防态势，抗联天津前线指挥部依旧掌握的一鳞半爪。就连天津日军的指挥部所在位置，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究竟藏在那里。
尽管抗联调动了相当多的情报技术部门参与作战，但始终未能锁定日军指挥部所在位置。因为自天津攻坚战打响后，原来联络频繁的日军天津指挥部，多部大功率无线电信号，就好像全部消失了一样。
十五瓦的电台倒是发现了十几部，但是分布范围几乎遍布整个天津城区，根本就无法确定那一个才是日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至于十五瓦以下的五瓦和两瓦的战术电台数量更多，很难查清楚究竟是日军什么级别指挥部使用的。
当进入市区后，各部队只能犹如盲人摸象一般摸着打。甚至战役发起之初，他指挥部所用的那几张天津城区地图，还都还是民用版本的。如果不是在海光寺战场，缴获了几张日军使用的天津城区军用地图，恐怕他连一张详细的天津城区地图都没有。
民用地图虽说也是地图，但与军用地图是两码回事。民用地图上所有的东西清晰度，与军用地图压根就没有办法相比。对于攻占天津这样的战役规模来说，这种准备工作无疑是相当不充分的。
像攻占天津这样的就连战术情报都不多，甚至可以说少的可怜的战役，也算是久经沙场的陶净非还是第一次碰到。在这种大量居民聚居的城市，像现在的这种乱仗，让他只能每一个部署调整，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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