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震以及军区高层领导人家属的安全保卫，绝对不是无的放矢。只是尽管留给日伪下手空间减少了，但是几乎所有军区高级领导人的家属，除了不用在为自己家人提心吊胆，不用在每天被日伪警察找麻烦之外，都或多或少的失去了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
其实陈泊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没办法，军区几乎所有高级领导人都是东北本地人。一号杨震是开原人，二号李延平是延吉人，四号高禹民是勃利人。还有王光宇是德惠人，陈翰章是敦化人。陶净非虽是在哈尔滨读的书，但是他与王光宇是德惠老乡。
关外与关内的情况不同，原来的东北关东军的控制，要比关内日占区严密的多。而且关内的干部很多的家属，并不在日占区。尤其是出身红军时代的那些高级干部，家基本上都在国统区。再加上后参军的人，又多改了名字，日本人想要下手都没有地方去弄。
但抗联大部分的高级干部，本身就东北人出身。这些高级干部的家属，自然基本上都在东北本地。之前日伪对东北的控制与统治，又是异常的严密。所有抗联的家属，只要在他们控制内，都受到严密的监控。
即便那些高级干部参加抗联之后改了名字，但是也很难隐藏的住。基本上所有的家属在日伪那里都有详细的档案。如果日本人想要动手，这些他们手中甚至有照片的家属，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手段。
当初社会部和情报部联手接陈翰章的家人时，就是从日伪军押送他的家人去新京的半路上解救下来的。如果不是一路军曹亚范所部接应及时，当时恐怕就危险了。至于日本人将他的家人押往新京做什么，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而现在军区几个常委之中，唯一一个已经结婚的李延平的夫人，在社会部的坚持之下已经不在去军区被服一厂工作。这位虽说不太识字，但一生要强的农村妇女，只能委委屈屈的到军区司令部食堂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打菜员。
这位堂堂抗联二号人物的妻子，连自由去看望军区寄宿制学校读书几个孩子权利都没有。因为李延平不允许自己的家人使用自己的汽车，走路或是乘坐有轨电车又不安全，她又不会骑马，所以干脆就极少让她出去。
她要离开军区司令部的警戒范围，需要得到司令部保卫科长的批准才能外出。而且这位只享受机关工作普通战士待遇的供给制工人，别的照顾是一点没有。就是一条照顾的无微不至，那就是极少数有外出机会的时候，身边都跟着一个便衣警卫。
生怕张婷的悲剧，在其他军区高级领导人家人身上复制。陈泊弄的军区二号的妻子，平常连军区司令部大门都出不去。在一号的岳父家周边安插几个便衣警卫点，恐怕更是理所当然。安全第一，不给日本人任何下手的机会，这才是陈泊要做的。
按照社会部的一贯做法，如果杨震的父母与他的关系公开了。为了保证二老的安全，不给可能潜藏着，还没有清理干净的日伪特务任何机会。除非二老愿意在家呆着，那里也不去，那么恐怕二老又得换地方了。
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袁芷若才做了一下安排。二老年纪不大，又没有孙子辈的需要照顾，让他们现在就颐养天年，不单是二老不能答应，就是对二老的身体也不好。一个忙碌了大半辈子的人，你让他突然闲下来，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尤其还是在没有什么自由，想要上趟街都困难的情况之下。
老两口子都是文化人，都曾经做过教师。而当小学老师，工作又不是很累，也不引人注意，还是很适合二老这个年龄段的。与其逼着二老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还不如在见面的时候，想办法适当的安排一下。
尽管袁芷若也知道，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杨震与父母见面，总不能老这么偷偷摸摸的吧。杨震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事情，自己作为他的未婚妻，还是要考虑一下的。只是究竟该怎么办为好，也是第一次想到这件事情的袁芷若，一时之间没有一个什么主意。
听到袁芷若的安排，微微一琢磨就明白了她用意的杨震也没有反对。只是对于该怎么照顾二老这件事情，杨震也很头疼。其实对于杨震自己来说，这根本就没有那么必要，公开自己的家人并无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陈泊那里却是坚持，公开二老与杨震之间的关系不是不可以。但是在公开与杨震之间的关系后，二老如果不住进军区司令部，那就接受公开的警卫。如果杨震不同意这一点，那么还是维持目前的情况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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