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在颍川郡实现军事一体化，彻底消除散布各个庄园的私人部曲力量，便不得不从根子上将庄园经济的基石打破。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将草创于明朝，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普遍实行开来的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拿出来。这种赋税制度的主要内容，便是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废除，而并入土地税。
只要算赋与口赋这两项废除了，而单以朝廷三十税一的制度收取田税，哪怕是十五税一甚至是十税一，也是对农民压力的极大减轻。农民压力减轻后，自然会开垦荒地，不再托庇于豪门大户。只是郭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颍川郡守，如何能够轻易改变朝廷的财政制度？
相对于田租来说，算赋与口赋反而是朝廷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算赋归于中央财政，而口赋则直接进入皇室的腰包，若是将这两项取消掉，那么中央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皇室的开支又从哪里来？在如今天下乱起，朝廷需要四处派兵，中央财政压力巨大，中央政府临近破产的时刻，想要将人头税取消，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便是天子刘宏与朝中诸公都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也不得不将眼前的危急先渡过去再说。
如今想来，汉朝廷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削减田税，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也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土地兼并，从而保得江山稳固。朝廷减税，获利者是拥有大量耕地的豪门大户，他们雇佣佃户为自己耕田，收取一半的收成，转过手来再向朝廷支付三十分之一的田税，这么好做的买卖，谁不想着扩大规模？
这里面的门道难道朝廷真的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情吗？朝中的高官显宦那是心里清楚却不说出来，天子可能是不知道，可也断然没有被瞒了四百年的道理啊！就算是刘邦想不到，文帝、景帝也都没有意识到，可出身草莽的光武帝刘秀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是这种经济形势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大势已成，朝廷也是有心无力罢了。即便只是想要削藩便搞出七国之乱的事情，西汉王朝差点儿便换了天，若是想要同时与遍布天下的豪门大族打擂台，便是贵为天子当也是心胆俱寒吧。
因此，在郭斌看来，朝廷在这件事上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春秋战国时候，因为井田制的实行，土地问题的核心都集中在井田制是否废弃的问题上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田逐渐被撂荒，私田则不断被开垦扩大，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私田是否合法的问题上。而自从商鞅变法，乃至秦统一六国之后，私有土地方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
可以说，统一度量衡的出现为私有土地合法化提供了极强的推动力，因为它的出现促使原来通过分封“发工资”的现象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出现了依靠统一的量器计量粮食的方法，而朝廷则依照这种新式的衡量方法给官员发放俸禄。官秩中所谓“六百石”、“二千石”，所说的便全都是粮食的数量。
同时，统一的度量衡的出现也为国家更新税法提供了依据。在原来的井田制中，通过耕种公田“交税”的方法是相对粗放的，而有了统一的量器之后，田税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统一缴纳，原本公田被撂荒的担忧自然也没有了。因为田税的征收是针对私有土地的，你有多少地就需要缴纳多少田税，你开垦的土地越多，所要缴纳的田税自也就越多。从此以后，即便是原来的公田，也可以通过雇佣佃户、奴仆耕种的方式运作，从而收取田赋。
因此，可以说正是统一度量衡的出现，才促使天下税法改革，从而形成了秦汉以后土地兼并的现象。故，人还是要对大自然保持适当的尊重的，谁都不知道自己的一个举措会引发怎样不可预知的后果。度量衡的发明固然带来了许多好处，促进了人类经济形式的革新与政治制度的改革，促使新的俸禄制度出现，从而使文官制度有了大发展，却也带来了这个困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千六百多年的土地兼并问题，多少王朝的兴衰都是因此而起的啊！
也就是说，在汉朝即便是意识到了土地兼并不是好事，却也没有历史经验可以用作参考，因为规模庞大而剧烈的土地兼并正是从汉朝开始的。
当汉朝廷意识到土地兼并的危害时，已然是积重难返，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势必先要将这个朝廷连根拔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中央政府手忙脚乱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竟然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便是降低田税。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贫民百姓虽不能享受到降低田税的政策，却至少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博得豪门大户的好感和支持，否则若再增加田税，豪门地主们也增加老百姓的田租该如何是好？
因此，朝廷越是降低田税，豪门地主获利便越丰厚，土地兼并的欲 望便会愈发强大而不好节制，豪门地主们便会越发不择手段地迫使自耕农破产，沦为他们的附庸。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恶行循环，使得各地豪族规模越大，实力越强，中央政府也越来越无力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最终爆发出来也便毫无悬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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