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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来满清帝国之前，周成功为了确保能成功游说道光，把该想到的情况，都想到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满清的财政困难，希腊是解决不了满清的财政问题的，因为希腊虽然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过剩，开始向外输出资本，但希腊本身却只是一个资本小国，资本过剩只是因为希腊市场狭小，容量有限，所以才会向海外投资。希腊自身的金融业也算不上发达，雅典金融市场上，主要流通的是希腊国债。
黑海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在新罗港，当地最大的资本集团是中国商业势力。中国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资本国家，但跟希腊的情况刚好相反，中国本身并不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对外投资很多，可流入中国的资金更多。庞大的市场容量，让中国哪怕控制了世界上黄金产量的三分之二，可依然是资金流入国。
黑海地区就是一个缩影，黑海中国领土区域，尽管大量中国商人携带资本进入这里，并通过这里流入其他国家，可其他国家的资本同样在流入，而且流入的数量比中国资本流出的更多。
新罗港的迅猛发展，让雅典只能成为一个依附于这里的工商业地区，却无法攀爬到更高的金融中心位置。
周成功由于担心积欠外债，导致外国势力干涉希腊内政，所以只在希腊发行国债，并且限制外国人持有希腊国债。但黑海周边国家，都开始在新罗港进行融资，其中就包括实力强大的奥地利帝国。
如果希腊有一千万人口，其实周成功也不担心希腊欠外债，他并不是一个保守的财政平衡主义者，他相信借钱发展是有利的。主要是担心外国干涉，奥斯曼帝国警醒了满清，也同样警醒着希腊。
希腊无法为满清解决财政问题，可新罗港可以，所以周成功先是通过在雅典经营的欧洲公司，向他寻求解决财政问题的渠道，欧洲公司则引荐了新罗港的中国公所。
中国公所，跟山陕会馆一样，属于一种中国特有的，以商人为主导的特殊组织。官方定义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他是一个复杂的，即带有商会性质，又带有同乡会性质，还带有公益性质的自治性民间机构。
商人是主导者，他们提供资金，修建会馆建筑，维持会馆运营，也常在会馆开会，交流商业信息，讨论重要问题；但会馆也为一些同乡提供临时居所和避难所，最早的会馆，有据可查的是北京的芜湖会馆，建立的目的最开始是为芜湖的士子进京赶考提供便利。因此以同乡会的性质居多，甚至到了现在，大多数人还认为会馆是一个同乡机构，为在外的旅人提供帮助，不过商人恰好是最大的旅外人群，因此成了会馆的最大受益者和最积极的参与者。
很多会馆依然为士子提供免费居住和饮食，经费则主要来源于商人，有的官员也会为此募捐，因为他们当初可能是受益者；会馆还提供其他一些服务，比如死在异乡，没有资金回乡的，商人集资给他们买棺椁，在会馆临时停放，等待家人节奏，或者托人运回去。
会馆还带有宗教性质，停放棺椁就带有这种性质了，因为传统只有义庄、寺庙愿意让晦气的死人停放。会馆建筑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式建筑，比如山陕会馆是供奉关公的，木匠行会供奉的是鲁班，广州经营丝织业的锦纶堂，供奉的是通西域的张骞，他们认为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一个西方市场，这还是广东人，眼光视角够独特的。
会馆有时候也被叫做公所，比如上海的宁波会馆，也被叫做四明公所。在哈萨克地区，陕西、山西的商人还能组成山陕会馆，或者叫西商会馆，成为当地商业势力的龙头，可到了黑海地区，一个更加开放的商业环境中，单靠陕西和山西这两股西商势力，就无法主导了。
由于这里起到的是中国商品在西方的集散地，亚非欧商品进入中国的汇聚所作用，因此不但吸引来了海量的中国商人，也吸引来了中亚、欧洲等地的商业势力，中国商业势力，胜在资本雄厚，坐拥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许多商帮完成了原始积累，又有股份公司这样可以借助金融市场的现代公司，实力最为强大。
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一群商业文化渗入骨髓的民族，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这些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商业民族，绝非浪得虚名，对于中国人来说，商业是一种谋生手段，而对于这些民族，商业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整个文化和存在都是基于商业的。就好像乡村的中国人一样，对于美国人来说，农业也许是一项用于谋生的产业，可对于中国人来说，乡村社会是一种生活，种地、耕田、盖房子、生孩子，这些属于生活。
以犹太人为例，找货源，记账本，算盈亏，这些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能发现最细微处的商机，又扎根在黑海地区深耕了许多代人，跟这样的本土商业势力竞争，光靠雄厚的资本是不够的。
而且论起资本雄厚程度，来自西北欧地区的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一点也不输给中国商业势力，他们从各自的祖国带来了这个时代最先进的商业制度，利用更现代化的方式进行融资，同时又经营各种前沿产品。有较高的技术壁垒，也不是轻易能通过资本力量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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