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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库图佐夫很快就开始担忧起来。
沙皇身边的亲信波佐·迪·博尔戈说只要用手指碰一下巴黎，拿破仑就会被推翻，是试图从政治上打击军事上无法击败的拿破仑，对俄国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俄国落后的政治制度，早就充满了矛盾，中国人现在在做同样的办法，而且中国人似乎比西方人更擅长玩这种手段。
库图佐夫收到消息，在中国軍队控制的城市中，斯佩兰斯基组建了市议会、行政院等政府机构，把一群对沙皇不够忠心的贵族、商人甚至平民请进了政府，用文官考试制度来选拔官员后，有大量的文人响应斯佩兰斯基建设一个文明的俄罗斯的号召，竟然真给他们控制了城市。
斯佩兰斯基把俄国公民分为三类，贵族、中等地位的人和劳动者；中等地位的人包括商人、工匠、农民以及拥有一定资产的小经营者；劳动者包括农奴、仆役和学徒。
规定了三种相应的权利：一般的公民权；特殊的公民权，如免除各种劳役；和受财产资格限制的政治权利。贵族拥有所有权利；中间地位的人享有一般公民权，如果财产达到一定要求，也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劳动者享有一般公民权利，由于没有足够的财产，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
行政区划分为四个级别：乡镇、县、省和国家。每一级均设有立法会议或杜马，全国一级的立法机构称国家杜马；二是法院系统，其中参政院是最高法院；三是各级行政委员会，在中央一级包括各部及中央执行机关。
乌拉尔是边疆区，因为贸易的关系，这里的城市里居住最多的不是贵族而是商人阶层，西伯利亚更是没有贵族。乌拉尔的农奴制还普遍存在，西伯利亚连农奴制都没有。
结果一群小商人控制了政府机构，农村则被农奴控制了。
而且改革不限于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进行的更彻底。
西伯利亚大部分永久居民既不是囚犯，也不是被强迫去的殖民者，而是为了逃避债权人、兵役、宗教迫害、尤其是农奴制的束缚而自愿移居那里的农民。
16、17世纪在欧洲俄国发展并传播开来的农奴制从未在西伯利亚生根，因为农奴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行使职能所必不可少的那些贵族的需求，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贵族并不迁移到西伯利亚，因为西伯利亚不具备可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媲美的吸引力。
西伯利亚避免了贵族，从而也避免了农奴制。
政府法令虽然规定，逃跑的农奴应送还给他们的主人。可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对需要获得劳动力，因此常常庇护逃亡者，所以在西伯利亚，实行的是另一种制度，明面上执行的都是俄罗斯的法律制度，可背地里是各种潜规则，现在斯佩兰斯基把一切都规范了。
恢复了有效的行政，其他各种秩序也就会随之恢复，斯佩兰斯基利用俘虏、溃兵组建了警察部队，驻守在各个村镇，维持着他的统治。确保他的各项政策得到落实，一个自由主义者却依然需要利用强制来完成自己的理念，说不出来的讽刺。
周琅让軍队配合，尽管軍队觉得这样很危险，让斯佩兰斯基掌握警察，有可能让他们拥有反抗的力量。但周琅坚持，他并不需要俄国的任何东西，甚至不需要俄国的稳定。中国軍队随时都可以撤离，让斯佩兰斯基有抵抗的能力，没准俄国还会发生内战呢。
但是斯佩兰斯基自己反而遇到了抵抗，他的政策推行到农村的时候，遇到了农奴的抵制，因为斯佩兰斯基尝试推行土地私有制，这样他就可以基于土地征税了，可农民既不想分地，也不想交税。因此集体阻拦斯佩兰斯基派人丈量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土地有自己内部一套非配置度。由他们的公社自己安排，有的地方按照家庭分配，有的地方按照劳动力多少分配，总之有一套自然习惯法在决定这些，斯佩兰斯基想要引入资本式的地产制度，对这些习惯法造成了冲击。
斯佩兰斯基想通过自己的警察强制推行，却适得其反，让农奴自己武装了起来。俄国农村是有组织的，这些公社可不是摆设，在没有地主统治的宫廷农奴和国家农奴中，这些公社就是唯一的组织，向国家提供兵员，征税等等，都是通过公社来进行的。公社有组织能力，自然就能把农奴召集起来抵制警察。
自由主义者斯佩兰斯基毕竟不是冷血政客，面对对抗他选择了妥协，将改革主要集中在城市中。最急迫的问题是税收制度，这本不是他太关心的领域，可因为他组建的政府很难得到中国軍队的支持，因为财政紧缺，依靠议员们自行募捐总不是办法。
他做过很多尝试，比如出售开矿许可，乌拉尔一带矿藏丰富，大多都被政府控制，叶卡捷琳堡就是在彼得大帝时候建立的冶金工场上发展起来的。可是这些开矿许可竟然卖不出去，一些私采的商人，宁可按期交税，也不愿意一次性购买看似更划算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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