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七日，牧浩洋就去了京都。
因为东京的基础设施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战后一年多内，一直没有修复，所以新日本政府以没有遭到大规模轰炸的京都为行政首都，东京只是在名义上，仍然是日本的首都。
事实上，东京早就成了一座“鬼城”。
战争爆发前，大东京地区的人口规模在四千万以上，是日本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日本最大的都市圈。战争结束的时候，大东京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减少到五百万以内，其中东京市区内的人口还不到一百万。除了大量的战争伤亡之外，导致人口锐减的主要因素还是旧日本政府进行的战略疏散，即把工厂转移到郊区，迫使工人也转移到郊区。虽然战后大部分居民返回东京，但是在粒子风暴导致的灾难中，半数以上的日本人病亡，幸存者也没有留在城市里面。原因很简单，直到二零三六年七月份，中国才开始为日本提供援助，而在此之前，日本人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生活物资。相对而言，在偏远农村地区更容易获得食物，而在城市里，基本上只有等死。
根据日本政府做的统计，到二零三七年初，东京市内的居民不到二十万。
因为很多战争废墟都没来得及清理，维持城市运转的绝大部分基础设施均已瘫痪，所以东京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别的不说，在东京的地铁系统与下水道里，至少还有两百万具尸体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相对而言，京都的环境就好得多了。
做为日本古都，京都没有多少重工业，因此在战争期间只遭到三次较小规模轰炸，大部分基础设施都保存完好，平民也没有大规模撤离。战后，大批中国军队进驻京都，给这里的居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别的不说，在最为艰难的二零三六年，京都的酒馆就至少创造了十万个就业岗位，帮助五十万日本人获得了生存的必须物资。此外，驻军带来的经济效应还使京都首先恢复了电力供应，出现了一些以生产生活物资为主的手工作坊，以及为驻军服务的服务性行业。
日本新政府选择京都，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日本的战争创伤正在愈合，只是仍然随处可见战争的痕迹，以及造成的长期影响。
对牧浩洋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京都街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乞丐。
与印度的乞丐不同，京都的乞丐以少年、特别是年龄在十二岁以下的少女为主，而且大部分都是孤儿。
严格说来，牧浩洋也是孤儿。
虽然在他看来，日本这个民族本身就有罪，因为是所有日本人通过民主制度，共同把军国主义推上了历史舞台，不但给自身带来了灾难，也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是与所有理智的成年人一样，牧浩洋并不认为日本的儿童也有罪，因为他们不但没有选举权，连最基本的价值观都没有。
来到京都后，牧浩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中日联合孤儿救助中心”。
在他的要求下，庞跃龙专门抽调了一支部队，在日本各地建立孤儿院，并且从救助物资中抽调出很大一部分，专门提供给孤儿院。按照牧浩洋下达的指示，必须在三个月内，收容全部孤儿，并且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基本教育与基本医疗保障，以切实行动保护孤儿的人生安全。
为了这件事，牧浩洋还专程回国，找到盛世平等民族商人，希望他们出面，为日本孤儿捐助善款。
牧浩洋此举，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当时最受争议的，就是在孤儿院建立学校，并且以汉语教学。
在一些人眼里，特别是在一千多万日本海外侨民看来，牧浩洋此举，就是要抹灭日本作为独立民族存在的根基。
一些西方学者为此取了一个名字：去日本化。
按照这些学者的说法，如果所有日本儿童都说汉语，忘记了自己的母语，那么日本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
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汉族能够出现，并且存在两千多年，做出最大贡献的正是横扫六合的秦始皇，而秦始皇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书同文。正是出现了统一的文字，中国才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日本，只要汉语成为唯一的语言，那么要不了多久，汉字就将成为日本的通行文字。
完成了语言与文字上的同化后，大和民族就将失去独立存在的根基。
当然，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接受汉语教育的，只是日本儿童，特别是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大部分日本人依然说的是日语，而且这些儿童在出生社会之后，依然会说日语，因此汉语最多是日本的第一外语，就如同英语在香港与新加坡的地位一样。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日本在长达两千多年内使用的都是汉字，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才出现了日文，但是日本并没有因此被中国同化，也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
暂且不说这些反驳有没有道理，至少现在已经不是两千多年前了，即便与两百多年前相比，也有很大的区别。别的不说，日本的人口基数就远远比不上中国，而且幸存者中儿童占了半数以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再是一个大陆型国家，而是典型的海洋强国，对日本的影响力绝非以往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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