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会战，成为第二次战役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志愿军来说，这场会战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政治上的意义不用多说，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从军事角度出发，平壤会战让志愿军学会了如何使用空中力量，或者说打破了一直由地面部队唱主角的尴尬局面，让志愿军首次尝到了大规模轰炸的甜头。
不管黄峙博对空军有没有信心，在损失了几百架先进战斗机之后，他不再对空中力量抱多大希望。虽然在第二次战役的组织策划阶段，母祁铁就提出，动用战略空军，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但是被黄峙博一口否决了，因为在他看来，那些H-6提供的帮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地面部队本身就有足够强大的火力，没有必要让空军冒险，更没有必要拿轰炸机冒险。
黄峙博不重视，不等于空军不会自己想办法。
在母祁铁看来，黄峙博拒绝使用战略空军，主要还是空军难以适应电磁战，很难为志愿军提供有效支持。
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谁也不能忽视。
解决办法不是没有，只是实施起来有难度。
当时，志愿军空军想到的办法与联军采用的办法差不多，即用闭式惯性制导系统取代其他制导方式，提高弹药的投掷精度。虽然很难达到精确轰炸的要求，但是总比使用自由落体炸弹好得多。
更重要的是，采用了惯性制导系统之后，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增加弹药的投掷距离，让轰炸机在安全区域投弹，不用冒险进入战场。
问题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中国军队不是美军，不但数十年没有打过仗，更没有像美军那样打过仗。虽然中国军队的高层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空军与海军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制空权的重要性，但是在中国军队中，空军的地位仍然不高。别说其他将领，就连黄峙博都认为，空军只是陆军的保护伞。
这个问题，在志愿军中更加突出。
除了在战争初期，即地面部队入朝之前，志愿军发动了几次规模不大的空袭，其他绝大多数时候，空军的任务就是夺取制空权，掩护地面部队作战，而不是充当主力，用轰炸把敌人打回去。
在志愿军空军的兵力配置上，这个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别的不说，在志愿军损失的八百架先进战斗机中，以制空任务为主的战斗机就有六百多架。虽然像J-11B与Su-30MKK这类的多用途战斗机也能执行对地打击任务，但是在作战使用中，几乎全部参加制空作战。
兵力配置上的问题，直接导致了志愿军空军的弹药以制空为主。
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
在刚刚引进Su-30MKK的时候，中国空军甚至一度让这种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重型战斗机挂着非制导火箭与自由落体炸弹执行轰炸任务，而没有配备精确制导武器，连激光制导炸弹都非常少。
虽然这些年来，中国空军在精确制导弹药上有了长足进步，还一度向国外出口，比如在销售JF-17与FC-20、即J-10的出口型号时，连同把“雷石”制导炸弹在内的几种精确制导弹药卖给了巴基斯坦，而且获得了巴基斯坦空军的好评，为巴基斯坦空军采购第二批FC-20打下了基础。但是在中国空军的武器库里，精确制导弹药仍然不多，甚至连对地打击弹药也不是很充足。
志愿军空军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获得足够多的惯性制导弹药。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这个问题还能解决。
当时，空军提出了一个办法，即委托科研机构开发一种通用制导装置，把库存的各种炸弹改装成制导炸弹。
这个办法并不新鲜，美军一直在这么做。
可以说，美军使用的几乎所有制导炸弹，都是由在冷战期间生产的大量非制导炸弹安装制导系统改装而来的，连JDAM也是用MK系列炸弹改装的。
改装的好处非常多，比如可以有效利用库存弹药，避免在销毁弹药的时候再花钱，还能有效减少制造新弹药的费用。更重要的是，通过更换不同的制导组件，能够非常便利的采用各种制导手段。
联军能快速适应电磁战，就与这个因素有关。
只是，对中国空军来说，开发一种制导组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大规模生产，而且满足战争的巨大消耗，显然更加困难。
到第二次战役打响的时候，南京电子所已经在外贸军火的基础上，开发出了适用于二百五十公斤到一千公斤级别炸弹的制导组件，而且空军还开发出了增程组件，把制导炸弹的投掷距离提高到了一百公里以上。
只是，批量生产刚刚开始，志愿军获得的制导弹药并不多。
在黄峙博决定让战略空军参战的时候，只获得了两千套制导与增程组件，仅够四十架轰炸机执行三次轰炸任务。
所幸的是，对攻打平壤来说，三次轰炸就足够了。
再说了，黄峙博并没把希望寄托在空军身上，火力打击的主要兵力是陆军的远程炮兵。
夜间的轰炸与炮击后，十九日上午，第十三集团军的步兵师率先攻入平壤城区，随即遇到了韩军的顽强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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