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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经进入盛夏，夏收如火如荼的展开。各地的学校都放了农忙假，就是州县各衙门，还有地方的团结军与乡军也都解散回家农忙。
李璟也从辽东返回登州，领着一从官员四处巡视各州县的夏收情况。麦收与占城稻抢收之后，还得赶着晒场打谷。镇国军在各州县都设立了粮管所和粮仓，各粮管所都开始增派人手忙着收购粮食。镇国军下的百姓基本上都有自己分到的田地，不过镇国军也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征税的问题。
大唐此时的地方藩镇，除了东南的数镇外，其它的藩镇几乎都不用向朝廷纳税，税收都是留作藩镇养兵等用。之前镇国军没向朝廷纳过税，李璟也不缺这点钱，为了吸引更多百姓前来，李璟对于新分的田地和新开垦的田地，都是实行一定时期的免税赋的规定。只是对原有的田地主人，按两税法征收税收。
不过这两税法虽然是不到百年前才改革过的新税法，但李璟却觉得这个税法并不算太好，至少，对于眼下已经拥有十个州的李璟来说，这个税制就不够合适。
不过税制可谓是根本，不但关系到镇国军的藩镇财税收入，同时也关系到镇国军下每一个百姓家庭。
在经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准备之后，李璟准备将这个税赋改革正式提上议程。
登州城中，十州的刺史以及辖下一共五十五县的县令，还有各州的司户参军等一同接令前来。
“本朝之初，实行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户农民有一块土地。凭这些土地，可以承担朝廷的租税和瑶微，并维持一家征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
李让做为安东大都护府的司户参军事，也是李璟手下实际的钱谷管家，首先发言。对于李璟要改革税制，本来他是不太支持的。毕竟税制牵涉太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眼下镇国军并算不上多稳固，要是改革不好，就容易引发动乱，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特别是，他觉得德宗时杨炎提出的两税法比起早先的租、庸、调制要好的多。
在唐建中之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官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到天宝年间，户税钱达二百余万贯，地税粟谷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和租、调大约相等。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藩镇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
德宗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
“两税法其主要的特点就是取消租庸调以及各项杂税，保留户税和地税。同时量出制入，朝廷先以某一年的各项税收钱谷数，作为之后征税的总额，再按这个数量分摊给各州，各州又分摊于各地。
户税则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按九等分摊），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另外无论户税与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且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
李璟对于李让的总结很是满意，他也一直在研究杨炎的两税法，说起来，这两税法对于均田制早崩溃的唐朝来说，效果不错。两税法不分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居住州县户籍，就地纳税。可以避免一些官僚、富人为逃避租庸调，而到其他州县置产。同时取消租庸调及杂税。并且规定夏秋交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粟米。
两税法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两税法的“舍人税地”使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并且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两税法以土地资产纳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没有土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李司户说的那些不错，可是两税法的弊端也有不少。”李璟敲了敲桌子，缓缓道，“由于长期不调整户等，无法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而且两税中的户税部份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官府只征钱不征物，而大唐本就钱荒，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足，因而导致钱重物轻现象。每当夏秋税前之时，物价更是大跌，百姓就得贱卖绢帛、谷物以及其它产品以交纳税钱，大大增加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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