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烈的尿还没淋到赵构头上，这位建炎天子就已经倒了血霉。
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六，杭州大乱，满城都在高喊“苗傅不负国，只为天下除害！”
苗刘之变，爆发。
御营司统制苗傅，威州刺吏刘正彦，不满顶头上司同签书枢密院事、御营司都统制王渊与康履等宦官的作威作福，有好处却不分润自个，便在军中散播不满的情绪。由于军中大多是河朔人，故园沦陷，大军却一路南逃，其憋屈程度与后世不战而退之东北军有得一拼。将士不敢将这种愤恨情绪喷向官家，自然就宣泄到无能的主将与宦官身上。
苗傅手下张逵也为手下军士打气：“若能杀死王渊及那群宦官，则大家都可以过好日子，朝廷又怎么会加罪于我们呢？”
故此，苗刘之举动，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这首先得怪王渊钱财露白：当初金军打到扬州之时，王渊负责断后，但他却把战船拿来运送自己的财宝，致使数万宋兵及战马失陷敌营，当时百姓便耳语相传“船上的财宝都是王渊在平定陈通时，滥杀人民搜刮而来的。”
王渊抢运家财，这本来也没什么，武将贪财，本就是有宋一朝的常态，官家也或明或暗给予支持——手握重兵的武将把心思用在贪财上，就不会掂念朕屁股下的位子了。但王渊坏菜就坏菜在他吃独食，没有分润给拼死拼活帮他抢运财物的手下，以至怨气横生。
由于此时只有苗傅的军队在杭州护驾，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光世等大军都分守在长江各处要害，远离行在。如此一来，就为政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政变前夜，苗傅遂与幕僚王世修及王钧甫、张逵、马柔吉率领的“赤心军”议定，先杀了王渊，再除去宦官，进而逼宫，掌控中枢，号令天下。
苗傅为什么如此仇恨康履等宦官？最大的可能是他位卑职低，想结交宦官，但人家不鸟他。这一点，可以从后来他对赵构所说的那一句话“臣若只想升官，只要连络宦官就好了，何必来此？”可品咂出一丝弦外之音。
三月二十六，是神宗忌日，百官行香祭祀。机会难得，苗傅和刘正彦命令王世修在城北桥下埋伏兵士，等王渊退朝，将其拖下马，宣称他交结宦官谋反，刘正彦将其亲手杀死。随后包围了康履的住处，大肆捕杀宦官，并挂著王渊的首级，率军进围皇宫，兵临城下。
而守宫门的中军统制吴湛，也与苗傅勾通，引导苗傅的手下大军进城——这天时、地利、人和一结合，终于酿成影响与改变了整个南宋历史的巨变。
得知兵变消息的赵构，在那一瞬间，真切地感受到了王座的末日，情绪失控之下，亲手撕毁了一卷平日最为钟爱的王献之的书贴。
此时在宫门外，知杭州康允之带着百官，请赵构到城楼上安定军民，否则无法制止叛乱。慢慢恢复平静的赵构，终于步出皇室，出现在城门楼，直面叛军。
苗傅、刘正彦与叛军见了天子，仍然山呼下拜。赵构凭栏问苗傅带兵造反的原因。
苗、刘二人，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责备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差。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奸臣误国，内侍弄权……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
苗、刘一桩桩，一件件历数赵构过失，甚至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
这最后一句，才是真正的诛心之言。一群老大粗军将，竟然敢当着天子与百官的面，说出此等大逆之言。从这一幕，就可以得窥一斑，赵构即位之初，身处的局面有多尴尬、心里是多惶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听说，在太行山中竟有如此之多足以将他撬下龙椅之人，他会在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还要闹这一出挺而走险的逆袭了。
名不正言不顺，又屡屡战败失地，人望低到极点。若不是毫无选择，文臣武将未必会将宝全压在这只会玩帝王心术，却没有半点中兴之君模样的九王身上。
而今历史已经改变，这位九王也不再是唯一，若是第三次奈何关之战前因后果传开，建炎朝诸臣突然有了诸多选择，他们又将何去何从？
赵构为解眉睫之危机，当场大肆批发官帽，任命苗傅为承宣使及御营都统制，刘正彦为观察使及御营副都统制，二人麾下官兵，一率升一级，并有大量钱粮赏赐，希望政变就此平息。
苗、刘在胁迫赵构交出康履、蓝圭、曾择三个最亲近的宦官，以竹篮将三人垂吊下城，对最愤恨的康履施以腰斩。满足了泄愤、升官、发财等欲望之后，开始提出政治要求：陛下退位、魏公登基，太后垂帘。
魏公是谁？就是赵构唯一的儿子，魏国公、太子赵旉，时年不满三岁。
太后就是隆祐太后，这位哲宗废后，曾沦落民间十余年，早已变成一个标准的民妇，性子淡泊，与世无争，不沾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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