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今朝攻克南京后，首先就是解放了受到大明官绅、勋贵、大地主所迫为奴的人口。
废除贱籍，严禁奴婢买卖，废除买卖人口的牙人，废除大明的苛捐杂税。
并且当众展开诉苦大会，砍了一批人，率先挂在城门上。
如此，使得大批劳动力瞬间就从奴隶状态当种解放出来，给他们上户籍。
同时命令袁时中为都田管理将军，在滁州、和州、庐州等地办理兴修水利的工作。
开辟因为流寇、官军作乱而被荒废的田地，给百姓分发租种的田地，以此来达到就食于本地的策略。
地主阶级瑟瑟发抖。
倒是有些人想要反抗，但在锤匪的军威下，他养的那些打手直接鸟兽散，甚至主动擒住他们献给锤匪。
广大乡村的半自由手工业者和匠户相互结合起来，他们不用再给大明服役，有时间可以逐步走向个人家庭作坊，多挣一份副业的钱。
尽管商税不再是三十税一，而是大规模加重。
但随着贺今朝掌控长江水系、广东的港口，与福建郑芝龙有所合作，他们这些东南地主、商人想要从松江府把货物运出去，也得花不少钱买郑家的旗号。
这条海运线已经被郑家给垄断了。
故而还没有从贺今朝这里上税付出的少一些。
如此一来，使得海外贸易得到一定的扩张，进一步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
贺今朝入主南京的一系列措施，有效的缓解了因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和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大明统治阶级穷凶及奢的剥削和压榨行为。
因为他把这批人的头头脑脑大部分都给干死了，或者让他们也“自愿”加入劳动者的行列！
此举更是让以徐阁老后人延续吞并土地，传言都已经占据四十八万亩徐家为代表的士绅们感到胆战心惊，连忙开始主动分家，更改田地所属。
主动屈伸合作的士绅不是没有，贺今朝也故意的保留一点，并没有立即处置，以此来钓鱼用。
总之就是不走朱元璋、李自成的老路。
明末的阶级对立已经达到了崩溃的地步。
皇帝、皇子皇孙、官僚、地主、勋贵、宦官占据土地极多。
特别是乡绅与当地官吏勾结，巧取豪夺大批百姓的土地。
这些农民没了自己的田地，但官府征收的税还得在他身上出，就得他来交。
地主交什么税啊？
纵然百姓交了税，也要去服徭役。
至于家里稍微有些车船马骡，也会被地主豪绅官吏给夺了去。
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受着更多的压榨。
大多是卖身投靠，去给乡官豪绅家里去当家奴和佃农，或者被排挤出村子四处流亡。
大明社会的两级分化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
特别是长江流域富庶的地方，江浙的苏州、杭州、镇江、应天府的大地主，占田都在七万亩往上，家里的佃户和家丁就不下五千人。
许多人家里都养着好几个戏班子，昆曲大家魏良辅家中养着千余人的歌童。
甚至松江华亭的恶霸地主、着名画家董其昌，他的子弟和家人抢夺乡人财物，霸占良家妇女，以至于消息都传到贺今朝这里来。
他们热切希望贺今朝能率领锤匪赶快到来，抄了董其昌的家，焚毁他的房屋。
为此还编了一个童谣：“若想柴米强（便宜），先杀董其昌”。
总体而言，南北方的农民起义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
北方的农民起义经历了一个由星星之火到燃成熊熊之焰的全过程。
不仅形成了以贺今朝、李自成为首的两大主力军，而且地方性的农民起义也多得很。
贺今朝在西北由点到面再到片。
河南，几乎到处都有所谓的“土贼”，出现了所谓“流土内讧”的局面。
山东济南、兖州、东昌三府，在多尔衮劫掠山东后，已经“无民”全是贼，势成燎原，使明廷同东南地区的联系往来不得不改道青州府。
梁山的队伍曾一举攻克东平和张秋，缴获漕粮数万石，切断了沟通南北的运河。
直到次年正月，才被明廷给镇压下去。
当年贺今朝截断漕运，导致大批漕兵和百姓造反进入山东后，在大明的打击下，渐渐销声匿迹，隐藏起来。
清军肆虐山东过后，他们也全都冒出来了。
在闯贼占领整个黄河流域以后，就根本改变了当地阶级对抗的局势。
小股的农民起义，如江河入海一样同闯贼汇合在一起。
纵然不主动会和的，也被李自成以强硬的手段给吸纳进来。
南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这里发生的起义一般都比较分散，规模也比较小，特别是在时间上晚于北方的农民起义。
崇祯十年以后，南方的农民起义才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湖南有临武、蓝山的“矿贼”，声势最盛时曾达到“残破三湘、直至洞庭”的规模，领导人郭子奴自号铲平王。
在一两年之内，他们向北连克湘潭、湘乡等县。
向南进逼广东乳源、韶州。
西出永州，围困广西全州；一时兵威大震。
明廷被迫诏令两广总督张镜心，会同偏沅巡抚、虔南巡抚、江右巡抚、粤西巡抚，组织四省官军围剿。
从三月到八月历时半载，官军才依仗优势力量，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随着贺今朝占据南京的消息传出，江西的农民又举起了铲平王的旗帜，意在铲除大明官绅地位和财富上的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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