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心中，此时更加相信北人，尤其是从锤匪那里逃回来的官员。
尽管他们在领兵打仗也颇为废物，比如丁启睿、傅宗龙、邵捷春等人。
谁知道崇祯给出这个理由，内阁大臣有不少都是南人。
内阁次辅等人都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一概不同意。
作为山西人的李建泰顿首启奏：“主优如此，臣不敢不尽力。
臣乃晋人，颇知贼中事。
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
崇祯本来就有意这位山西阁臣代他出征，一听此话大喜过望：
“卿若行，朕当仿占推毂礼，亲钱之郊，不敢轻也。“
李建泰何许人也？
他是山西曲沃县人。
天启五年进上，风骨峭拔性情慷慨而素负重名的他，因为家乡遭祸，愿以家资佐军，有意出征，常与同官谈及此事。
这种话自是传到崇祯的耳中。
现在听他说出来，崇祯当然求之不得。
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扞卫自己家乡定会殊死拼搏。
何况此人是山西巨富，车饷不必担心，真是两全其美。
然而时至今日，无论何人代帝出征已经无济于事。
连日来大同的情况愈来愈不妙，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更不用说收复山西了。
数年以前锤匪实力并不猖狂，山西城防有残坏城邑，墙垣多矮薄，居民寡落，储备空虚，苦于力不能支。
至于巨郡大邑，高城深池，人烟密集之地，尽可与贼相持。
但是贺今朝却是在山西随攻随破、不攻自破的情况时常发生，让朝廷认为是大明惨状。
士绅辜负朝廷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
惶惑无知百姓，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凭城拒守者尽数屠戮。
因此贼尚未薄城下，辄有二三奸徒倡说远迎。
不忠惧死守城县令以及苟且偷生的士绅，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
吏部也如实向皇帝报告山西动向:“秦寇窥渡，三晋披靡，贼骑未到，城池已空，伪檄方传，而人心胥乱。”
就是整个山西都落入敌手，再派人前去有什么用？
即使如此，崇祯还是对李建泰寄予厚望。
他打算亲自到彰武门外为李建泰举行郊饯之礼，由于李建泰不敢领受，借口此国朝未有之礼”，坚决辞谢。
崇祯只得命礼部另议。
隆重的礼仪如期举行。
驸马都尉厅玮代帝以特牲告太庙。
崇祯来到大殿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并赏赐李建泰龙节与尚方剑。
然后朱由检乘驾前往正阳门城楼，亲自主持由光禄寺操办的饯行宴会。
一路上官军旗幡从午门外一真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阵阵，旌旗招展，透出一派威武而热烈的遣将出征的气氛。
奉命前来侍坐的文臣坐在东面九桌，武臣坐在西摆九桌，正中一桌是皇帝御席，合起来正好是十九桌。
像是提前吃席一般！
朱由检所用金台爵镶嵌大宝石，是历代举行重大典礼时偶尔动用的重器，大臣们一概使用金杯。
只听得鸿胪寺官员赞礼，乐声响起，崇祯亲自向李建泰递酒三杯道:“先生此去如朕亲行”。
想了想又嘱咐道：“卿即朕，朕即卿，朕与卿无两身，凡事以便宜行，先斩后奏皇权特许！”
待李建泰饮完三杯后，崇祯又把自己手书的“代朕亲征”敕谕盖上印章，赏赐给李建泰。
李建泰捧过敕渝，赶忙拜谢，崇祯把他扶起。
太监为他戴上红簪金花，披上宫锦。
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
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在皇上亲自调派的一千五百名京营兵护送下，离开京师，向涿州进发。
随行的有作为监军的兵部主事凌炯、总兵郭中杰以及主管火攻水利的西洋人。
进士程源送李建泰至真定寺，对他进言：“相公此行当兼程抵雁门关，联合山西巡抚许鼎臣收拾人心，为固守计，以蔽神京。”
程源还对凌炯草拟了平阳、太原攻略，以及三晋、三关的具体建议，凌炯颇以为然。
反攻山西大业指日可待！
程源建议李建泰日夜兼程赶往雁门关，确是当务之急。
雁门关一日陷落，大势已去，再难以挽回。
然而李建泰拘泥于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
毕竟咱老李也是看过兵书的！
他也想要联系到自己的家人，把埋藏的银两拿出来一些，招募士卒。
但是按照他这种速度，等贺今朝率领锤匪攻占湖广，他都不一定能赶得到雁门关，更如何救得了山西!
当李建泰率军抵达涿州时，护卫的京营兵大多逃回。
“打锤匪，爱谁去谁去，爷他妈的不伺候了！”
这趟不仅没有油水可捞，还得把小命全都给送进去。
京营这帮人可深知自己是几斤几两，绝对打不过锤匪。
更不用说只带一千五百人就想着去收复山西？
想都他妈的不用想！
再不跑就没机会。
代朕亲征以及尚方宝剑屁用没有，毫无权威了。
而崇祯也多是为了试探贺今朝是否要出兵，所以就指定山西人回乡号召领兵。
就在这时，云南道御史卫祯固向朝廷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搜罗废将，联络三边”，中策是“恢复潼关，收拾河南”，下策是“分信守河，静以观变”。
他特别强调：“辅臣李建泰督师，是代我皇帝出征，举动系天下安危，事事须费详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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