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箭催而张帅(总兵张承荫，战死于抚顺附近)殒命，马上催而三路丧师，臣何敢复蹈前辙!”
谁料二十三年后，明朝又“蹈前辙”，招致全军在松杏一带覆没。
用兵打仗，一要兵齐，二要饷足，三要“候机缘”即掌握时机。
三者具备，是胜利的基本条件。
洪承畴率军援锦之初，曾与祖大寿相配合，采取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把清军拖住，使其欲战不能，欲罢不能。
待其粮饷不足，士兵将吏懈息之时，给予重重一击，则未必不会成功。
至少可以肯定，明军也不至失败得那么快，那么惨。
从一开始，洪承畴想要持久战。
他又提醒崇祯和兵部，大军集中一地，转输艰难，供不应求是很危险的。
但洪承畴这些意见都未被采纳，诸如陈新甲、张若麒、马绍愉等一再重复以前所谓“师老财匮”的老调，不管主客观条件，一昧催洪等进战、速战。
他们又说通崇祯下令“刻期进兵”，不许迁延。
洪承畴只好先率六万人马至松山，其后继部队亦涌至松山，这十三万大军所需的粮食、马料怎能迅速运至松山？
洪承畴只预备了三天的行粮，这就迫使他必须同清兵速战以决胜负，大有“灭此朝食”之慨。
要不是贺今朝暗中派人用力帮他运输粮草，又安排人，洪承畴早就成了黄台吉的阶下囚了。
而陈新甲想出来的应对主意，同萨尔浒朝廷兵部想出来的主意，并无太多分别，可以说是抄作业了。
他偏偏还抄学渣的作业，妄图超过学霸。
皇太极和他的谋臣看准了明军的致命弱点，采取围困断粮道，而回避决战的方针，一下子击中了明军的要害。
明军被围，断了粮食供应，立即军心涣散，无斗志。
连将领也为断粮而惊恐不安，逼迫他们闯围回宁远就食。
严阵以待的清军趁机截杀，一夜之间，十余万大军被杀得七零八落，造成与萨尔浒一样惨败的结果。
明朝两次激战的失败，都犯了冒险主义、轻敌躁进的严重错误。
从这方面来说，强大的明军遭到失败也是不奇怪。
毕竟努尔哈赤也是明军的一员。
而到了后期，满饷明军多是在皇太极麾下效命。
杨镐分兵四路进攻，洪承畴合兵于松山决战，结果都是一样。
实际上，他们共同的失误，是把明军都置于孤危之地，因而易于被对方歼灭。
杨镐把全军分作四路，企图合围赫图阿拉。
各路独自进行，彼此互不衔接，相距也比较远，如马林自开原一路，与南路刘铤自清河进兵，其间相距四、五百里。
一旦某路有难，其它几路无法应援。事实正是这样。
在杜松一路被围歼于萨尔浒时，其它几路却全然不知，等消息传到杨镐后，再往各路发布，这就为时已晚。
努尔哈赤连续歼灭明两路，吓跑一路军后，居南路的刘铤竟然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还在直目继续深入。
这就清楚地表明，兵分势弱，每路军都处于孤危境地。
努尔哈赤以军事家的敏锐目光，一眼看穿了明军的这一致命弱点。
他采取“凭尔几路来，我自一路去”的作成方针，集中优势兵力专对付其中一路，然后各个击破，夺取了这场关系到后金存亡的重大战役的胜利。
洪承畴“合兵”的最大弊病，是统十三万之众也是“注入孤危之地，首尾全无顾应。”
皇太极观察明军的阵势，因而迅速作出决定，合清军据险断援，掘长壕，断粮道，立陷明兵于绝境。
因为十余万大军环松山城而立营寨，它的注意力都放在松锦之间，时刻谋划解锦州之围，而忽略了它与后方杏山、塔山等城的联络，出现大漏洞。
这就给皇太极切断粮道，围困援军提供了方便条件。
尤其是大敌当前，洪承畴不思如何破阵解围，想要退师就饷，这是一大失误。
退兵时，不能善后，形见势绌，此又一失误。
清兵全力掩杀，大明重臣宿将，选卒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
洪承畴在中原与农民军作战时，都是追着农民军打。
他组织大批人马逃跑的经验几乎没有。
而王朴也是一个藏私的人，不肯轻易把保命保存实力的绝招交给旁人，以防止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情发生。
明军两次大败，固然有以上军事方面的种种因素和失误。
从根本上说，都败于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糜乱，政治黑暗、腐败。
两次战役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
杨镐奉命出塞东征之际，正是阉党专权，朝廷党争日趋激烈之时。
杨镐出征，内有阉党随军监督，将帅事权不能自专。
朝廷的党争波及到军队内部，各派都插手军队，各树己党，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
熊廷弼是明末着名的军事家，久驻辽东，多有建树，仍然禁不住党争的干扰和破坏，连他自己也被迫辞职归故乡。
疆场的事，不能由疆场将帅作主，完全听命于身居九重的皇帝和朝臣的无知议论和决策。
大明在萨尔浒战役和以后的各战役连续失败，问题都出自这里。
这种情况，到松山决战前，变得更严重了。
崇桢一即位就铲除了阉党，本来可以使政治维新，政通人和，天启朝所造成的危机四伏的局面应该有所好转。
但正如洪承畴所说，文臣众多，台谏纷争，朝政继续混乱不堪。
在明代，九镇以制府，文臣为将，天子自为居守。
历代一直通行武臣为将的制度。
明朝加以改革，凡为将为帅都以文臣充任。
从实际上防止武臣权重，也就避免了经常出现的武装叛乱或挟兵权以干政的危险情况的发生。
这对于巩固中央集权，保持局势的持续稳定，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都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的经验证明，一项制度推行已久，往往又生出新的弊端。
从万历末年以后，明朝变得“武弱文强”，弊病丛生。
凡国家军政大计，皆决于文臣，身任边防之职的武将都由文臣监军。
他们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作战方略，因而出现号令不一，事权不专的混乱现象。
故而贺今朝坐在反贼的位置上，自是希望明清之间消耗的力量越多越多，时间拖的越久越好。
不过一想到崇祯听从吴国俊不理会政务的言论，看似不正常的操作也透露出正常。
毕竟他任人不专，性多忌，好猜疑，主意多变。
今天听这个人有道理就执行，明日听那个人的有道理就改过来。
谁知道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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