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的灾害，让大明在小康十七十八年只能选择保守应对一切非必要挑战。
而进入小康十八年、也就是1680年之后，因为前面两年的大灾，朝廷还要继续减税。只不过不是全国范围减税了，只针对前两年灾情特别严重的省份，继续延免一年。而受灾不那么严重的省份，这一年开始已经必须纳粮了。
但如此也没能让朝廷的府库重新充盈起来，征收进来的粮食，只够刚好平进平出维持官粮役粮军粮的开支。
只能说，连续两年全国性范围的大灾，至少还需要灾后再休养生息两年，才能勉强缓过气来。
1681年，小康十九年，全国终于全面恢复了正常赋税，开始把前些年少了一大半的常平仓重新增持库存，但也没法恢复到连续两年大灾之前的水平，这时候也就没有足够的军粮发动数千里的远征。
1682年，小康二十年，总算遇到了一个还算风调雨顺的年景。朝廷也趁着难得的“谷贱伤农”倾向，加大力度出钱收购余粮，总算一鼓作气把常平仓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不过代价则是朝廷的金银铜钱支出非常多，当初十一年前打下马尼拉时从西班牙人那里抢来的金银余额，基本上都在这波全国大灾后的重建储粮中花光了。
当然这样惠民仁政的举措，对于收拢民心，争取百姓对大明的向心力，以及强化上上下下对于变法改革的支持力度，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朱树人钱虽然花了，但他的各项立法和改革进度却大大加快了，原本觉得需要五年的《垄断法》立法，最后在三年内就完成了。而如今第五年，已经把《大明民律》的主体修得差不多了，比原计划还早了三四年。
天下百姓对于大明军队的支持力度也提升了不少。军队的荣誉感也与日俱增，原本因为大规模战事结束已经多年，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士兵并没有当初灭清战争中刀头舐血老兵的士气和军纪、胆略。
但现在，胆略这玩意儿和平状态很难练，但士气和军纪至少能恢复到灭清战争时期的高昂状态——
若是没有这个士气加成，后续跟噶尔丹发生冲突，那可是很难抗的。如今大明才是“承平日久，兵不知战”的一方，准噶尔部则是“年年东征西战，百战余生淬炼出一支天下精锐强军”。
摸清了这些状况之后，随着小康二十年即将过去，大明高层终于下定了决心，可以对准噶尔部的背信弃义、肆意侵吞大明属国等问题，展开军事报复了。
原本计划很早就要动手的事情，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拖了多年，最后连续两年全国大灾，加起来又拖了四五年。
……
不过，虽然被连番大灾打断多拖了四五年，这四五年的准备期，大明也不是白过的。
在经济建设方面，这四五年虽然是原地踏步、反复震荡，GDP经济总量和人口、粮食总量并没有什么提升。
但是在工业技术方面和商业统筹能力方面，却有了不少的提升。
一方面，连续的大灾荒，让一部分新增的溢出农业人口，在种不出粮食的情况下，转而改籍当了工人，来城里找工商业的工作谋生。
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常平仓反复开仓赈灾、收粮回复库存，也带来的巨大的商业物流。灾荒之年，虽然种不出粮食，可闲下来的农民，政府也会想办法给他们“以工代赈”。
而这种时候，因为国内交通运输的压力、大规模远程调拨粮食的需要，让以工代赈的农民跟传统徭役人口一起，负责国家的交通基建工程建设，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宣泄闲置饥饿劳动力的口子。
最后，有数十万原本要饿死的农民，直接投靠了朝廷变成徭役籍，成了修桥铺路的农民工，把大明国内多条航运交通设施给好好修了一下。
其中最着名的一个工程，就是历史上前宋时期没能成功、而后世近代南水北调时得以成功的“汉水北连”运河方案。
在南阳的方城垭口一带，挖通了桐柏山余脉的一块区域，把汉水的支流白河和北方汝颍经过叶县的一条支流连接起来。如此，作为长江支流的汉水的一部分支流水量，可以不往南流，而往北进入汝颍水系，稍微缓解一丁点河南地区的缺水。
更关键的是打通了一条内河水运通道，让湖广的物资直接水路北上河南被打通。让湖广和四川的物资从此北上可以少往东绕一千多里水路，长远来看绝对能为国家的大范围物资调度运输节约巨大成本，是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活儿。
而这样一项工程，就是从小康十七年到二十年，四年的时间里，靠着几十万新增的想当徭役人口混口公粮吃的百姓，加上大明朝廷原本的攻城兵部队，集中力量修出来的。期间还克服了方城垭口的膨胀土地质问题，硬生生多挖了很多土方量，把这活儿干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远远不止一个，所以这四年里，大明内部的运输调度和道路条件，着实又浴火涅盘一样升级了一大台阶，为后续往西北前线集中调运军粮，降低了成本——
毕竟原本情况下，四川和湖广的粮食要运到陕甘供西北军打仗，也得先顺着汉水、长江东下，到合肥才能转入淮河、再利用大运河体系转入黄河。（四川是不可能直接走陆路栈道翻越秦岭的，那条路诸葛亮试过，损耗太大。走一万里水运的成本都不如翻越秦岭几百里的损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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