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下楼，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便又返回到了楼上，领导的家人见我返回，又紧紧的搂在了一起。我在屋子里找了找，发现了几个包袱，打开了，从里百翻出几个个银元来，全都包了，背在了背上。
我出了城，先到那家房子被烧的人家，此时，火已经熄灭，但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烧焦的味道，竹林似乎还在，只是透过夜色看出那只是一些光秃秃的细桩。我还以为为有狗的叫声来骚扰于我，但也，直到我走进了院子，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
我来到这家正屋前的屋檐下，把那包银元取下来，解开包袱，摊到地上，然后离开了，我估计这点钱应该能帮助他们重新建起自己的家。
回到曹家湾后，我趁着夜色，把曹延正的头埋在了老鹰岩的那棵黄葛树下，什么标志也没有留下，然后连仁富家都没有去，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回到山城后，我没有回王家沱，而是在朝天门当起了力八儿，也没有加入任何的组织，只是替那些上下客船的人搬运行李或者随身货物。虽然收放没有在王家沱码头那么固定和丰厚，但也足以养活我自己，而且，相对来说，少了很多的拘束，生活起来也要轻松惬意得多。
我还是做着自己的哑巴，并不仅是因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想对任何人说任何的话，哪怕是为了生意不得不与客人讨价还价。当客人问我力钱时，我总是用手指表示，再配合摇头与点头的动作。我也习惯了面无法情，永远都阴沉着脸，但也绝不做出凶神恶煞的样子，哪怕是客人故意赖我的工钱。
因为我说话算数，而且从来不在客人面前喋喋不休地抱怨力钱太少，或者想方设法哄抬力钱，所以就有了好些固定客户，他们只要到朝天门码头，就会专门看我在不在，有时还宁愿等上一会儿。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两个将在我未来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的人物，一个是把我当亲哥哥的曹伯生，一个是陪着我后半辈子的女人龚淑珍，我的曾祖母。
曹伯生是弹子石涂山脚下的人，在山城里的一个皮鞋厂里当工人，因为做事比较勤快，脑袋也比较灵光，所以很得老板的器重，进货出货，经常都由他全权负责。曹伯生经常需要把厂里生产的皮鞋运到山城码头上，再经水路送到涪陵、万县这些地方去，所以在我帮了他几次后，他就十分的信任我，每次都让我挑，他甚至都不用一直跟着。有一次，他问我姓什么，我就在沙地上写出了自己的名字，曹仁财，他没想到我与他同姓，且与他的父亲是同样的辈份，于是主动认我做他的幺爸儿，而且从此以后，真前一句幺爸儿，后一句幺爸儿。而且，因为我们面相还真有几分像，只是他身体较瘦，透着股子书生气质，于是，很多人真把我俩当成了亲戚。
不久，山城里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好多正试图恢复到抗战前原貌的建筑被迫停工，大批有钱人仿佛一夜之间就逃得无影无踪。曹伯生的老板一家突然全部消失，一时间，曹伯生也无法找到新的工作，便打算回到农村继续种地。而我在朝天门码头也很难再揽到活路儿，就算单纯解决一日三餐也变得相当困难，于是，曹伯生就邀我一起回到他农村的家，涂山脚下，东江边上的一个叫花朝门的地方。这个地方之所以叫做花朝门，是因为在这里的一个大绅粮的院门是一座有几百年历史，名气响亮，高大且上面刻着精美花形图案的石门，抗战期间，凡是到弹子石的文化人，必到这个地方看看。
一听到花朝门这个名字，我便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它在我的潜意识里，似乎有着非同一般的记忆，但是，我却一时半会儿总想不起来，这几个字到底曾经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境里，但只是个地名，然而，这个地名与我好像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吧！也许，亲自到过那个地方后，我会想起些什么来。不过，当我的脚真正踏上了这个地方，我突然觉得，那重感觉也许只是一种错觉，或者，它与我所熟悉的某样东西的名字谐音而已。
这里虽然离山城很近，但却完全感受不到城市的影响力，它与曹家湾没什么两样，自然而又落后，人口略为密集一点点。当然，我后来还是发现，这里的老年人当中，有相当的数量并不在头上缠丝帕或白帕，有的人在外出时，甚至学城里上戴上了帽子。这里只有一个姓申的绅粮，姓曹的人占了一半，所以有一个院子就被称作了曹家院子，在集体化的时候，被叫做了“小京华儿”，而另一个大姓杨也占了三分之一，散姓的人家比较少，也没什么地位。
花朝门处于东本坪的边沿，面朝东江，与江平面有一两百米的落差，在坎与江之间，有一片宽阔的平地，那里曾是抗战期间有名的三十兵工厂。为了保卫兵工厂，在大佛寺后面的完全由几乎完整的岩石形成的山顶上修有一座碉堡，因为东江到这里转了一个大弯，这座碉堡就成了圆心，俯视好几公里长的东江，显得非常的雄奇。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经常会选择到那里去，由于抗战早已经结束，三十兵工厂已经处于半停工状态，碉堡居然没有人值守，附近的人都可以进到碉堡里面，爬上楼去俯瞰东江，上至朝天门，下至鸡冠石、黑石子、郭家沱，看那些上水的行船，如蜗牛般爬行，心情便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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