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先后接到两封求降信，一来自蒯越，二来自蔡瑁，其中细节颇有龃龉。比方说，蒯越的信中（也包括马良所言），他虽然没有兵权，但还可以自由活动——要不然也不可能密遣韩嵩、刘先到江夏去啊；但蔡瑁所派来的小兵却说，蒯异度也已经沦为阶下囚了。
再比方说，蒯越（马良）一方说江陵城内的兵权全归了周瑜，就连刘琦、浏磐也被架空，但蔡瑁信中，却说城内如今还是三驾马车在共同执政。
本来蔡瑁、蒯越，起码前者遭到囚禁，相互间消息难通，因而各自遣使来降曹操，那也是说得通的，但既然有那么多异论在内，便可见其一必为诈降。究竟何者为真，何者为伪呢？杨修本能地怀疑马良所言。
不仅仅杨修，谋士们反复商议，也皆认同后者而怀疑前者。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后者仅遣一小兵来，又不能言，又不善道，纯粹就一送信的，若为诈降，何得如此轻易？况且蔡瑁信中也并无一言一字提及内应，光给开列了一份名单而已，这符合他遭到囚禁，再无能量的状况。而蒯越呢，即便还能够自由活动，那也必然为周瑜所暗中监视啊，就那么容易派个名士马良潜出城外，潜入曹营？
别听马良嘴上说得天花乱坠，有时候越象是真的事物，反倒越可能是赝品。
那么倘若确实马良是来诈降的，他鼓动曹操去打江夏，那便必有图谋，暗藏了陷阱。所以谋士们都劝谏，说您不可轻动，攻取西陵的计划还是暂且搁置，再做商议吧。
曹操沉吟良久，最后终于下了决断：“乃可试之也。”他的计划，是先派曹仁率兵离开大营，假装向东方开拔，其实并不走远，只是攻打汉水西岸的竟陵县，然后便屯驻在城内——反正本来竟陵在江陵正东，威胁曹家侧翼，也迟早是要拿下来的。
曹仁所率四万兵马，离开大营的行动不可能瞒过江陵守军，曹操要以此来探查南军的举措。倘若对面只是小规模调动，肯定为了助守江夏，此乃题中应有之义，倘若对面的调动过于频繁，或者规模较大，就很有可能是周瑜在江夏设了圈套，想趁机予曹军以重挫。
到时候何者真，何者伪，可能就瞧得比较清楚，而非仅仅向隅猜测啦。
于是按照原定计划，翌日曹仁即率军东进。曹操在江陵城外已经陆续建起了不少营垒，将城北牢牢锁住，营内密布高橹，日夕布置视力好的兵卒远眺。果然就得到禀报：“平日江上，樯橹密布，往来巡弋，今却沿岸一字布列，却不行驶，未知何意。”
曹操仰天大笑，说那还有何意啊，分明是阻挡我军视线，遮掩周瑜向东面调兵呢。他命令士卒计点敌军战船数量，发现列在岸边不动的只有三十多条大船而已，南军起码还有十余条大船，并数百小船，全都未曾出现。谋士们统计了半天，回复曹操：“若未见之船皆以载兵，恐不下二万……”
曹操还在犹豫，说不妨先试攻江陵城，再细查动静。于是排开十多具霹雳礟，一连朝城上打了数百发石弹和火药球。以这年月抛石机的准头来说，其实也伤不了多少人，但将城上临时搭起的木橹击破了数十座，城外的羊马墙也轰塌多处，就见上下南军全都肩扛大楯，搬运土石，往来抢修，忙得是不亦乐乎。
曹操说啦：“凭坚但守，不可久也，兵法之常，必要寻隙反击。吾即示彼以隙，若不来攻者，主力必往赴江夏去也。”
从来守城战并非简单的躲在城堞后面固守，倘若始终被攻方压着打，士气将会逐渐跌落，直至全面崩溃，到那时候，就算城防再如何坚固，粮草再如何充裕，那也是守不住的。所以《墨子》城守诸篇就说，守城之要在极大杀伤攻方，后来陈规在《守城录》里也说，只有反复发起反击、骚扰，致使攻方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攻势来，那才是守御第一要务。
所以曹操说啦，以周瑜之智，要真的主力尚在，打算固守江陵，在遭到我方礟车猛轰之后，那肯定要是寻机发起反击的。如今我就故意示以破绽，看他出不出城反击，他要是肯来呢，对于江夏方向就只有普通的增援而已，若不肯来呢，必然欲将主力用于东方，想打我的伏击了。
咱们且再来试他一试。
于是故意命令守卫礟车的步卒阵列散乱，且似有疲乏轻忽之意——其实这也很好办，曹操改良过的霹雳礟是可以移动的，于是打几发就换个位置，步卒们帮忙推礟，来回两三趟以后，这队列自然就乱了，人也都呼哧带喘地直抹热汗，装得就跟真的似的。
时近黄昏，仍然不见城内有丝毫动静，曹操只好下令撤吧，先回来用饭，等吃完了若是天还没黑，再推出礟去试着打上几轮瞧瞧。可是正当礟手们扳动礟车、收拾弹药之时，突然羊马墙后一通鼓响，随即数十骑并无数步卒是蜂拥而出啊。
所谓羊马墙，就是修建在正规城墙之外、壕沟内侧的临时矮墙，可作为防御的第一道防线。终究对于那些高峻的城池来说，从城上无论射箭还是抛掷滚木擂石，都很难完美地遮蔽城壕沿线——加上高度，那直线距离就太过遥远了——而等到敌人彻底进入射程之内，基本上城壕也就没多大作用了。所以护壕的重任，就落在躲藏于羊马墙后面的兵卒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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