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龙在充当媒人后来到了太守府的打听，其他人都各忙各的，刘青龙有无事可做了，于是叫来护卫打算在东莱逛逛看看能不能碰到一两个人才。而此时在东莱以西的北海郡的州牧府内孔融确在和他的部下开会，商量的正是不明事理攻占东莱的事情。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首。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少有异才，勤奋好学，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并称俊秀。献帝即位后任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在郡六年，修城邑，立学校，举贤才，表儒术。孔融在任北海相后在灵帝驾崩前又因为刘青龙的关系田楷没有当这个青州州牧，而被孔融捡了隔便宜，现在收青州的州牧。
北海国位于东莱的临境，而孔融的州牧府就设置在北海国内，虽然刘青龙突袭东莱的时间很短暂，但是这个情报还是被北海国的孔融得到了消息。
孔融最为著名的就是小时候的事情，在小时候孔融是有名的神童，孔融小时候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巧言妙答，大家都夸他是奇童。4岁时，他已能背诵许多诗赋，并且懂得礼节，父母亲非常喜爱他。
一日，父亲的朋友带了一盘梨子，父亲叫孔融他们七兄弟从最小的小弟开始自己挑，小弟首先挑走了一个最大的，而孔融拣了一个最小的梨子说：“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梨，剩下的大梨就给哥哥们吧。”父亲听后十分惊喜，又问：“那弟弟也比你小啊？”孔融说：“因为我是哥哥，弟弟比我小，所以我也应该让着他。”孔融让梨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流传下来，成了许多父母教育子女的好例子。
“融四岁，能让梨。”就是出自这个典故。
孔融小时候，不仅学习勤奋，而且善于思考。父亲外出拜客总是带着他去。10岁那年，他随父亲来到洛阳。正逢洛阳太守李膺在任，孔融径直往大府内走。这时守门人忙把他拉住，问道：“你是哪家小孩，到一边玩去！”孔融严肃地回答说：“请你们进去通报，山东孔融来访。”守门人见他一本正经，也不知是什么来头？笑着问：“小公子，可有红贴？”孔融说：“我家和你家主人世代交往，又有师生之谊，无需红贴，只管通报。”守门人怕慢待贵客，只好进去通报。这时李膺正和许多文人雅士交谈，听了通报，一时想不起这位孔融和自己家庭是什么关系，只好哈哈：“请进！”小孔融兴冲冲走进大厅，一边向主人问候，一边拱手招呼各位来宾，态度不亢不卑。李膺一边让座，一边打量着这位俊才少年，心里好生奇怪：这小孩从未见过面，而他为何自称通家呢？于是，李膺问道：“小公子，你说我们两家世代交情，我怎么想不起来啊！”孔融微笑着说：“500年前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孔子姓孔，老子姓李，说明孔李两家500年就有师生之谊。今你姓李，我姓孔，也是师生关系，我们两家不是累世通家吗！”
孔融语出惊人，在座客人无不暗暗称奇。太守李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小公子真神童也。”唯有太中大夫陈韪不以为然，冷冷地说：“小时候聪明的人，长大后未必有作为。”面对挑战，孔融笑着说：“这样说来，先生小时候一定很聪明。”这一巧妙对答，弄得陈韪面红耳赤无言回对，暗暗坐在一旁生气。孔融则目不斜视，装着大人模样，一本正经地喝着茶，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虽然孔融小时候名气很大，但是由于他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得他的思想止步不前。儒术第一个将就的就是禁止竞争原则。所谓禁止竞争原则就是儒术中所说的“仁”“恕”。这一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包括战争掠夺诉讼经商甚至人口流动等等，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因此中国人一直以“生不儒术入官门”和“锄强扶弱”等行为为荣。自然法则是留优汰劣，而这一原则直接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并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哲学“枪打出头鸟”哲学“不开第一枪”哲学“不到最后不抵抗”“不患贫而患不均”哲学等。因而强者很难在中国生存，就算偶尔能活下来也会给冠以“暴君”“枭雄”的恶名，绝不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如果发生利益冲突要发动战争，还要出师有名，非得挂上“仁义”的牌子才能出手。这玩意搞到登峰造极，就出了个大混蛋宋襄公。那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道德标准呢？答案很简单：既然中国人一开始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没必要变。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维持现状的秩序，禁止竞争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秩序。那好，既然肥得滴油的中国不存在“生存空间”的问题，科技不科技教育不教育也就无所谓了，大家最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要胡思乱想。中华民族既然无需为生存而奋斗，那精力都用在什么地方呢？都在搞审美方面的东西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雕刻刺绣礼仪建筑以及其它文学创作等等，都搞得很高档。这些东西成了中国高度文明的象征，也是我们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结晶”也就是指这些东西。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饮食也成了文化，发展到现在已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黄金蚂蚁小虫甚至泥土树皮，啥都能搞来吃，还要色香味俱全，吃法有生吞活剥火烧泥包，无奇不有。反观美国，到现在还停留在用叉叉著肉烧熟来吃的水平，跟原始人差不多，要追上我们至少要２０００年以上的时间。但可惜的是，在自然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这些东西都不顶用。要知道，古埃及人古印度人的文明程度都很高，真要灭亡了，谁也救不了。搞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拿来做鞭炮烟花娱乐，而欧洲人却用火药来做枪炮：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用来看风水，而欧洲人却用指南针来航海等等不好理解的问题。用这个道理拿来套一套中国的“大锅饭”问题“国企”问题“中国足球”问题等，那也是一通百通。第二，就是道德挂帅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制定一套高不可攀的无人做得到的道德标准说这是圣人定的，然后叫大家按标准执行，反正向圣人靠拢准没错。而且，以后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就用这一套，至于这个人的实际贡献和能力就只能作为参考了。中国人选择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为什么选择第一条原则一样，因为如果先考虑贡献和能力，就很容易引发竞争行为，对现有的秩序造成冲击。如果将道德标准定得太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就没法评判一个人价值的高低了，也不行。这一原则对中国发展历程造成很大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中国人变得虚伪，在公共场合一般都不说实话，并养成了搞形式主义的恶习。因为标准太高，根本无法执行，那就只能在别人面前做门面工夫，背地里就只能实际点了。比如说尽孝，２４孝那种搞法办不了，咋办？只好用摆大寿或风光大葬的办法，在那些场合表演孝道。这一点到现在还是这样，搞一个高大全，号召全国学习，达不了标的也要达标，办法自己想。其次，中国人变得不切实际，并养成了自虐的习惯。既然是道德挂帅，当然是人人追求德高望重，人人都要以德服人，只有一技之长的只能算是下等人了。举例说，在一个企业里面，有两个人的工作成绩都差不多，但其中一个人经常抱病加班，直到不支吐血给送进医院，那么毫无疑问，受到肯定的就是这个家伙，因为他“表现好”。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这就是自虐意识，不管绩效如何，也不管有没有必要，废寝忘食总没错。这种意识到了极至，就发生了宁让自己的老百姓饿死，也要把粮食送给别人吃的事情，而可悲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同意这样做，可悲呀——仅仅是想表现一下中国人是多么的道德高尚。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对中国为什么不索赔打赢了也要赶快往回跑等很多问题也就有了答案。比如说邓世昌的问题，他得到“民族英雄”的称号和一个烈女得到“贞节牌坊”的道理是一样的：在这里，考虑的不是他打沉了多少条日本军舰，也不是考虑他是否力挽狂澜扭转战局，更不是考虑到他为国民争夺到多少利益，而是考虑他在打败时有没有“成仁”（自杀的也算），平时有没有经常说“我要保家卫国”之类合符标准的话。因此，历史上很多真正的英雄就变成了“枭雄”“奸雄”“风流人物”。比如说汉武帝，横扫北方匈奴，掠地千里，杀敌无数，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国势日盛，经梅荣，创造了历史上？见的“中兴”局面？可这样的人只捞到个“风流人物”的说法。不过也好，没说他是“暴君”“杀人犯”，算是客气。另一个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就惨了，他是第一个意识到儒术毒性的中国领导人。他用了最极端的办法——“焚书坑儒”，只保留有实用价值的学术书籍，但他最后还是失败了，原因是他找不到另外一种令大多数中国人都接受的信仰来代替儒术。也是国情害了他，很不幸地，秦始皇成了后世大儒们的例行攻击对象，“暴君”之名是跑不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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