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复国军在东北的活动大大牵制了驻扎朝鲜的日军的手脚，加上李默涵在东北部署了重兵，日本人轻易不会从朝鲜方向向东北进攻了。李默涵也不担心日本会从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随即选取一点进行打击，因为眼下的中国有海无疆，大部分海域并不由中国说了算。这一点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日本人只能选择极少数的几个不太涉及其他西方列强利益的地点下手。这点，至少让聊胜于无的中国海军少了疲于应付之苦。
李默涵在山东的大规模军事调动不可能瞒过日本人的眼线，日本人也很快地调兵遣将，打算把没能从袁世凯和《二十一条》上得到的东西用自己的三八大盖和联合舰队抢回来。
可是，还在巴黎分赃的西方列强们却不愿意看到远东再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在英法等国看来，他们的战后重建需要日本为他们提供大量的工业设备和其他物资。一旦日本和中国交战，势必会使得日本的工业再次转向军事生产，这极有可能迟滞他们的战后重建计划。更为深远的，是会影响到联合出兵干涉俄国内战的计划。
于是，英国公使朱尔典、法国公使康迪、美国公使芮恩施邀请了日本公使日置益和新上任没多久的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在东交民巷碰头，对中日矛盾进行调节。
陈友仁，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其父亲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并是东王杨秀清身边的贴身侍卫，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其父登船逃往中美洲地区并在此地安家。陈友仁从小接受英国教育（特立尼达为英国殖民地），是当地著名的华人律师。1911年秋天，陈友仁与往年一样到英国去度假。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和伍连德博士。当时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埋藏心底已久的爱国之情让三人热血沸腾彻夜难眠，经过再三考虑，决定马上回国。本来他还想先回家安排一下，但理智告诉他，如果回去，定会被儿女情长所困，于是狠下心来，只给妻子发了电报，告诉她自己的决定，并吩咐把孩子送到英国去接受教育，然后匆匆启程回到中国。
1911年，陈友仁取道西伯利亚第一次回到国内，他开始参加了北洋军阀政府，被交通部聘为法律顾问。1914年，他离开交通部，任《北京每日新闻》编辑。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中国政府宣布支持协约国，陈友仁发表不同意见，他赞成采取中立政策，他认为“日本可能利用它的协约国地位，把德国人从山东半岛驱逐出去，并取而代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侵犯中国的主权。”他的这一言论直接违背了官方立场，并被迫辞去了职务。于是，他自己创办了英文《京报》，自任主笔。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梁启超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氏称帝，当时只有陈友仁的《京报》独家刊登轰动一时。
出于他精通西方法典及坚持反帝立场，当时陈友仁被称为“铁腕外交家”。
日置益态度很傲慢，他宣称日本已经在《巴黎和约》上签了字，而《巴黎和约》是具有法律效益的，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就应该遵守这份已经生效的和约。
陈友仁则毫不客气地说道：“我国并没有签署该条约，所以该条约对我国没有约束力。”
日置益大声说道：“你这是在挑战整个文明世界。”
陈友仁呵呵一笑，说道：“谁说的？我国只是要求日本放弃对山东和青岛的非法要求而已。”
就这样，陈友仁和日置益你一句我一句，针锋相对地辩论了一下午。
朱尔典、康迪和芮恩施沦为了看客，既无奈又无力。于是，芮恩施假借抽雪茄把朱尔典和康迪叫到了外面。芮恩施很直接地说道：“日本人乘着欧洲战争的机会独霸中国，幸好中国除了一个强人才遏制了日本人的野心。”
朱尔典和康迪都点头表示默认。
芮恩施又说道：“根据我们收到的来自俄国的战报，红俄势力正节节胜利，白俄恐怕会全面战败。到时候谁能收容他们呢？只有中国。如果红色俄国建立，那么谁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牵制他呢？我看，还是只有中国。”
康迪说道：“我看中国人没这么大的本事。毕竟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人打败过俄国人。”
“那是沙皇俄国，那个国家就像那些嗜酒的俄国佬一样臃肿和懒散。但是红俄不一样。”朱尔典表示他比较认可芮恩施的看法，中国地大人多，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战略纵深来牵制红俄，而日本肯定做不到。
芮恩施为康迪点上了一支雪茄烟，然后问道：“你还记得那副威廉二世画的菩萨骑火龙吗？”
康迪点了点头，答道：“当然记得。”
朱尔典说道：“如果日本人征服了中国，得到了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那么那幅画就会变成现实了。虽然我不怎么喜欢那位曾经的德国皇帝，但是对于东亚局势的看法，我到和他是一致的。中国和日本必须相互牵制，甚至仇视。”
康迪有些费解，他问道：“那么先生们，我们今天把他们两人找来，不是为了调停和避免战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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