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顿时热血澎湃，他一挺胸，大声答道：“我戴笠一定不辜负总理的厚望，即便为总理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戴笠在历史上被攻击的很厉害，多半是品德上的攻击，并称其为杀人魔王与东方希姆莱，但谁无法否认他的能力与功绩。戴笠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热爱情报事业，或者说，热爱偷窥别人阴私与制裁叛徒。他死后家里生计陷入困难，而这种情况本身足以证明他立身甚正。想想看，一个掌权几十年的国家情报头子，他甚至不需要违反国家法律，只需把敌后劫夺的物资金钱少报一点点，也就不会如此了。以当时的情况，即使他这么干被知道了，委员长恐怕也只会一笑置之。但凡他有一点点私心，也就不会发生死后家里生计陷入困难这种事了。后来委员长觉得戴笠功高震主，就开始打压戴笠。但是，等戴笠真的死了，委员长就立刻后悔了，可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
因此，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李默涵都认为戴笠这样的人只有在他自己的手中才能发挥全部的才能威力。让他待在国内实在太浪费了，他应该往国外发展，把中国情报事业发展到CIA、KGB那样的层级。李默涵甚至已经为自己的军情处起了个英文名字叫MilitaryIntelligenceofChina，简称MIC。
随着士官三杰齐聚李默涵麾下，他们的叠加效应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许多来投奔党卫军的人都是冲着蔡锷、蒋方震和张孝淮的名气来的。戴笠之后，又有六个军官前来投奔。他们分别是王凤清、伍毓瑞、林调元、尹扶一、张承礼、张翼鹏。
王凤清他12岁中秀才，后入两湖书院，19岁中癸卯科举人，旋入日士官学校第5期步兵科卒业，嗣入日步兵学校第1期卒业。两期均以第一名卒业，遭日人之嫉，几遭杀害。1915年返国在北洋政府当科长干翻译日本和西欧军事著作与教范的闲职。虽然他知翻译这些书对`军队也很重要，但他始终很郁闷。接到蔡锷来信，立刻扔下手头的工作就来国防部报道。
伍毓瑞是士校九期，他本来在赣军当团长，二次革命时率所部与北洋军优势兵力多次激战，倒也不落下风。但是多次战斗下来，原本约好夹击的友军又违约按兵坐视，他的兵力越来越少。到李纯军进攻樵舍，伍毓瑞率领4、5两营兵力，抵抗李纯1师之众，众寡悬殊，经过激烈战斗后，放弃樵舍，退守牛行防线。伍毓瑞又在南昌近郊与北洋军战斗，终不能敌。最后率所部向进贤撤退。途中将部队解散，自己经浙江、上海、转赴日本亡命。蒋方震去信日本之后，他便赶至设法辗转回到国内。
林调元的经历和蒋方震很像，他同样是士官三期，却是工兵科的。归国后同样在1906年赴德国陆军大学留学四年。因此他和蒋方震是连续两次当同学，也是少数同时留学日本和德国的学生。他返国后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衡司司长，授陆军少将衔。后参与反袁护国，曾任军务院出征动员计划主任。袁死后，林氏北归返任，不久被解除军职，贬任绥远塞北税务总督。
尹扶一也是秀才出身，本来在北洋陆大干教育长作育英才，本来他还在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接受李默涵，但是收到蒋方震的信之后考虑了几天，最后还是决定接受李默涵。
张承礼是蒋方震士官学校学弟，和蒋方震私交甚笃。蒋方震任保定校长时，推荐张承礼任教育长。蒋自杀疗伤期间，校长职务就由教育长张承礼代理。老友来信相招，张承礼二话不说，当即赶到。
张翼鹏，同样是蒋方震任保定校长时的战术教官，主要教授的是野战战术。蒋方震觉得他在学校教书那么久了，恐怕和现实有点脱节，党卫军的攻防战术可是前所未有的全新战术，应该让他见识一下。于是写信给张承礼的时候，要他务必把张翼鹏也拉来。
有了大批军官的加入，李默涵又开始大规模扩充兵力。不过，新扩充的军队不再叫党卫军，而叫国防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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