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些旧姓人家不遗余力的摇旗呐喊，京口这里许多原本素无清望的人家都是声名鹊起，而有一些本来就有不错家声的人家因为早先南渡时家道中落，也借着这个机会，再次回到了主流视野中。
而那些外来者也借着这些本地人家的帮助，开始在京口大肆置业，诸多园墅拔地而起，隐爵中的股资也是变更交易频繁，让整个京口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过了大业关之后，沈哲子便遇到了前来迎接他的二叔沈克并商盟中许多吴中亲旧。今次随他返回行台的队伍可谓庞大，建康方面暂时达成了妥协，作为时局中的实力派，陶侃和温峤都已经与王导达成共识，各自排遣一部人马，跟随沈哲子前往行台迎接皇太后等人。
原本沈哲子是不打算近期再归京口的，他在都中虽然没有了具体的职事，但是还需要亲自坐镇往江北调集派遣人力物力。但是行台方面隐爵和商盟一些主事者都传信言道一些不好的趋势，加上选拔往江北去的人员也出了一点意外。
那些跟随沈哲子奇袭建康的世家子们不乏人都踊跃要求加入杜赫的队伍，这让沈哲子有些始料未及，但也不乏欣喜。这些人愿意往江北去建功，沈哲子是乐见其成，但是也不好就这么随便将人派去江北，没法跟他们各自家人交代，因此今次顺便一起带回京口，让他们各自与家人沟通好了，若是还是执意要去，那就一起加入。
因为京口方面催促的急，沈哲子先行一步到达大业，吩咐留守大业的人员负责接待后方的大军，然后便又启程与那些迎接之人赶向京口。
沿途中，沈克跟沈哲子讲了讲隐爵和商盟发展的隐忧，便是前言诸多外来人家与本地人家的交易和合作。隐爵和商盟的供销一体建造出来非旦夕之功，随着运作壮大的过程也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但是随着加入者的频繁变更，原本许多规矩都遭到破坏，这给二者日常的运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早在陶公击破历阳之时，行台已经有风传言道庾氏外戚得用，无功有罪，引祸江东，陶公今次率众东来，不只要平叛，更要拨乱反正。护军在行台，维系已是艰难，若非皇太后固执为用，境况更加堪忧。”
沈克讲述完京口眼下大体情况后，便叹息道：“人心叵测，欲壑难平。商盟自有吴中根基，尚能保持不乱。不过如今隐爵却是一锅沸汤，诸多人家加入，想要分割事权。护军已经难为决断，早先集运准备输往建康的资货如今也被困在大江沿岸，一拖再拖不能起行。”
沈哲子闻言后，便微微点头。隐爵和商盟这个构架会出问题，他倒并不意外。早先这个构架之所以能够成立，那是因为有一个合力开发京口大市场的前提。但如今京口市场已经得到充足的开发，显露出足够大的潜力和利益，引人觊觎是再正常不过。
沈哲子从没想过单纯依靠资本力量能够完成太深刻的变革，无论任何时期、怎样的经济变革，政治先行永远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前提。隐爵的建立，前期虽然有五级三晋那种极富煽动性的理论支持，但更重要的还是庾家的权势所提供的保护和吸引力。
如今庾家权势岌岌可危，隐爵会有摇摆是肯定的。尤其行台创立在京口，这就给了许多人以错觉，似乎他们奋力一跃就能进入到中枢之内，完成家世的一个大跃迁。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政治上的进取很容易就压过对利益的需求，从而给人提供一个分化瓦解的可能。
沈哲子眼下的平静，倒不是什么故作姿态，或者说事后诸葛亮，当他决定将行台安置在京口，就已经对眼下这情况有了预料。早先因为忙于战事抢功，他只是在京口策划了中分扬州便匆匆离开，对于隐爵和商盟都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改动，事实上也是留了一个坑，希望能让更多人卷入进来。
沈哲子并不觉得那些隐爵人家力求政治上进是忘恩负义，人在合适的情况选择更大的利益是本能，而且他也乐见这些人家在政治方面表露出野心来。许多事情，本来就不能以道德为衡量标准。
历史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有一个过程。在原本的历史上，京口这些侨门除了类似庾氏、褚氏包括郗氏等寥寥几家在时局中找到位置显赫一时，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整体跃升到政治舞台上，那还要在几十年后。
可是现在京口的形势显示出来，这些人家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意图并且正在为之努力，当然这其中有那些青徐侨门拉拢的影子在内，但是这些人家的崛起，势必会瓜分固有的政治资源。那些高门以为可以鼓动这些人去达成自己的意图，其实已经走到了沈哲子给他们挖出的坟墓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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