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南苑左近流连的凶人，沈哲子略一思忖便猜到应是南顿王门客。先前那么大的羞辱，此王虽然一时间忍受下来，但未必肯就此罢休。其实南苑左近人潮如织，未必能够准确判断出何人心怀不轨意图，但南顿王招揽那些门客形象实在有碍观瞻，多数都如被诛那彭会一般，唯恐旁人不知自己乃是歹人。
时下局势动荡不宁，因而民间也是私刑泛滥，地方上的强势宗族每每抓住歹人，即便是不害人命，往往也要施以极具标示性和羞辱性的肉刑，给歹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标记。也就是南顿王此类别具怀抱、荤素不忌的人才会将那些刑余之人收入麾下，至于体面一些，他大概也招揽不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最起码在时下而言，沈哲子并不反对那些动辄割鼻、断指的肉刑。因为这个时代局势太多动荡，人员流动性极大，相对的道德感也就薄弱，就是要加大惩罚力度以增加人的犯罪成本，才能减少许多令人发指的恶事。
在这样一个世道求活，真的要讲究宁枉勿纵，不能对人性寄予太高的期望。太平世道可以讲究人道主义，给人以改过自新机会。但在时下，纵恶即就是犯罪。早先小长干一歹人因遇赦放出，对早先揭发其恶行的民户怀恨在心，纵火报复，小长干中数百棚户难民被烧死。若非抢救及时，几乎酿成大祸。
个例不能代表主体，但时下律法之外确是没有什么过硬的道德标准予人约束。沈哲子近来多与杜赫谈论于此相关，杜家经律相传，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代表时下人对于法制的认知水平。沈哲子对此却并无太深刻研究，许多源于后世的法律观点往往不合时宜，因而与杜赫谈论起来，每每都能有所启发。
时下的家学相传未必就是完全没有意义，对于知识的传承和保留都有很深刻的意义。但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诸多知识束于门户之中，少了碰撞交流，也少了普世传播的机会，显然是消极意义大过了积极意义。
沈家虽然也在逐步构建家学，但底蕴仍浅。像是少年营诸多子弟，所学多为庶务技巧之类。沈哲子本身的知识储备，亦不足以自下而上构建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以进行普世传播，这又要涉及到意识形态的斗争，凭他目下的声望和影响力尚不足完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沈哲子就完全束手无策，一方面派人在整个江东范围高价搜罗古籍，增加藏书只是其次，他是希望未来能够在自家主持下完成几项举世瞩目的修书伟业，以逐步确立自家的学术地位。
另一方面仍在改进印刷术，时下他家印刷品已经渐渐扩充到书籍领域，只是仍然局限在一些道经亦或农书上，而且也没有什么盈利，往往都是搭头赠送乡人。但只要继续努力下去，终究会营造出一个印书加速传播的氛围。
因为思路的变化，沈哲子并不打算再在此刻将郭诵安排进宿卫之中。他是知道来日庾亮是怎样的昏招迭出，郭诵若先加一层官身，届时反而不好调度。
所以，沈哲子一方面让人将南苑囤积财货分批调运到曲阿，在那里转运回吴中购买物资以备灾。一方面则让郭诵将曲阿的部曲并军械调集到建康城郊，来日他需要在京畿左近有一部随时能够武装起来的部曲听用。
当沈哲子忙碌这些的时候，很快便得知江州刺史温峤归都述职的消息，继而心中便有明悟，庾亮应是要打算对南顿王下手了。
心中还未对南顿王即将到来的下场感慨完，沈哲子没想到自己马上就要面对庾亮施加的麻烦了。
这一日杜赫来拜见，脸带苦笑将一份请柬摆在了案上：“前日季野兄道我，中书有意辟我，今次相邀，应是为此了。”
沈哲子闻言后眉头不禁一皱，早先他挖别人墙角不亦乐乎，今次却被庾亮将锄头挥到了自己脚边。虽然他为杜赫造势主要意图便是为了入朝任职混些资历，但中书征辟却不知会他一声，这就有点坏规矩了。
虽然中书用人轮不到自己置喙，但现在要用的却是自己的人，即便庾亮自己不愿垂询，派儿子来知会一声，也算是有个意思，如今却是把自己闪在了一边。若非他这边墙角还算坚固，杜赫没有私应，否则传扬出去可真要丢了面子。
“道晖兄能得中书青睐，本是一桩好事，何愁之有。若职位安排不甚合意，即管道我。”
若换了另一个时节，沈哲子对庾亮的挖墙脚举动还要有所警惕。但在这个时节，他却唯恐庾亮不够大气，许给的官职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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