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在吴郡时备受追捧不同，一行人在晋陵遭遇可谓冷落。尽管此前所造声势浩大，但那些侨居晋陵的徐兖士族回应者却乏乏。
之所以会如此，倒不是这些侨姓士人意趣不同，而是这些家族与朝局纠葛更深，不如置身事外的吴地士人超然，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喜好。
毕竟所谓的名士只是装疯，疯到纯粹自然的只是少数，明白自家老大是谁。庾怿公然挖徐兖头马琅琊王氏的墙角，事迹哪怕再如何激动人心，这些人也绝不敢在如此微妙时节上赶着凑热闹。
庾怿也深知这一点，与沈充计划并没有继续在此造势的打算。路过郡治的时候，只是请沈哲子去他家，召集家人摆一场家宴。
颍川庾氏人丁本来很兴旺，只是永嘉中分散各地，并没能聚在一起。如今住在晋陵的，主要是庾怿父亲庾琛这一支。庾怿请沈哲子见他家人，也是对沈充予以回应，以示通家之谊。
庾氏庄园位于城外一处山坡下，格局类于道途所见，只是规模比之吴郡各家族的田庄略逊，更不要说跟沈家那种大庄园相比。
“我家居清简，哲子不要介意。”庾怿在牛车上对沈哲子笑道。
“德行兼备，家业自兴。世叔有经世之才，名显于时，家业兴旺指日可待。”
沈哲子客气一句，魏晋士人，除了极个别实在没有经营之才的甘于贫寒之外，并不讳言营利。就算不为子孙计，单单自身嗜酒服散、游饮集会就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譬如琅琊王衍雅不称钱，唤之阿堵物，但其本身却是热衷敛财。而陈郡谢灵运也是清楚认识到，非田无以立，不只要占山霸泽，还要讲究山水交融的周圆之美。
庾怿听到沈哲子的话，会心一笑。若别人说出这话，那只是一句恭维的闲语，然而出自吴地大土豪之口，便意味着真正的实惠。
虽然此行没能带上沈充准备的那批庞大财货，但就随队携带的一部分馈赠，就已经非常可观。仆役数十人，骏马华车数驾，钱绢食粮更有数十万之巨。这批财货全都是送给庾怿私人，已经倍于庾家时下拥有的家业，足以让庾怿在宗族中掌握更大话语权。
沈哲子应付庾怿之余，也在观察庾氏庄园种种，借以了解更多侨居士族的情况。
庾家庄园的规模不算小，囊括了左近两三个山头，面积足足有近百顷，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山坡贫瘠岭地，只能种植一些桑麻果树。由这里可以看到山坡上斑斑秃地，一些果木树苗参差其间，想要获取收益，最少也得数年之后。
地势平坦的耕田分布在山脚下，处处都有新垦痕迹，田垄翻起的土色黝黑，那是烧荒后的草木灰还没有尽数被田地分解吸收。面积不大的几处水田禾苗长势并不算好，条叶枯黄，迟迟没有抽穗，可见土地贫瘠，还要养田数载才会渐渐变成熟田，获得可观收成。
田地中还有仆役在细雨中挖沟排淤，壮丁之外不乏妇女、老迈者，可见人力不足。
由此可以看出，颍川庾氏在政局上虽然是冉冉升起，但影响只限于台省中枢，并没有外任方镇者，家中资财比之吴地寒门地主家境也略有不及。
庾家这种境况，在南渡士族中应该不是个例。
真正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一等门第，其实很少南渡过江。他们深植乡里，盘根错节，潜力巨大，有信心无论当权者为谁，只会对其怀柔拉拢才能维系统治。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山东高门在八王之乱中并不属于东海王司马越一方，对于司马越的小马仔琅琊王司马睿所建立的南方小朝廷并无归属感。
所以，南渡士族一般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原本门第不高，郡望稍逊，第二则是从属越府，司马越被石勒干掉后自然投奔司马睿，第三在籍贯上以青徐兖豫为多。
南渡过江后，人身安全虽然得到保障，但是远离故土，除了情感上的煎熬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地位的丧失。
如此大规模的举家搬迁，又不是公费出差，既抛弃了立身之本的家业，沿途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兵灾人祸，到达侨居地后还要兴建屋舍住所，再厚实的家底也折腾个七七八八。
相对于其他侨姓，庾氏早已南下，避免了兵荒马乱的逃窜，尚算从容，仍然家居清简，可想而知其他侨姓家族是何窘迫家境。
到达庾氏庄园的时候，沈哲子对庾家的贫寒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知。偌大的庄园虽然搭起了架子，但尚有一部分屋舍没有竣工，所用材料皆为木石原色，并没有什么雕梁画柱的点缀。
当然，比之那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真正贫寒人家，庾家有田产百顷、屋舍众多，算不上赤贫。但以其兄执掌中枢的权势，称得上是后世所说的宰辅之家，世代冠缨，未免就过于寒酸了一些。
庾氏兄弟五人，长兄庾亮与四弟庾冰正在建康为官，如今留居大宅的只有庾条、庾翼两个尚未出仕的。
将近庄园，一干家人迎出，庾怿却只看到最小的兄弟庾翼并几个子侄，却没见到三弟庾条，心内有些不悦，问道：“幼序去了哪里？”
庾翼上前答话道：“三兄不知二兄今天归家，一早出了门，至今未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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