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最终还是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他想要知道的答案，在回到重症病房重新看望了那位受伤的武警维和士兵之后，陈就驱车离开了加奥医院。
中国维和部队在马里加奥的维和总部并不设在加奥医院，事实上，加奥到处都是他们的维和任务区，陈的总部就设在他们维和任务区的临时帐篷里，不像我们，法国在马里的维和部队就只有我们这七个人，我们走到了哪里，法国在马里的维和总部就设在哪里。
我没有告诉陈我跑到国外参加外军的真正原因，不只是因为常年囿居在军中、早已脱节于这个社会的陈不能够理解号称“法治社会”的中国，竟会存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黑暗一面，更是因为，那从来都是我内心最深处的痛，我用“复仇者”来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自己，却害怕向别人提起。
我发现，我竟渐渐喜欢上了兵团的战场生活……
在随后的几天里，陈总是在看望了那位躺在加奥医院里受伤的中国维和战士之后，就来到我们执行任务的岗位上和我寒暄，并且想尽办法地向我打听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才跑到国外去参加法国外籍兵团的，每当他向问我到这里的时候，我却总是笑笑不说话。
再后来，我的胸前就又多了两枚灿闪闪的勋章，一枚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部司令德尔·道尔顿少将携着联合国时任秘书长科菲·安南授予的联合国“维和勋章”，另一枚是陈所带来的中国“友谊勋章”，一时间，在非洲的维和部队里，我的风头一时无二。
很可惜，这两枚勋章差一点儿就被我彻底地遗失在了西非毛里塔尼亚的战场上，虽然最后它们也被别人从毛里塔尼亚的战场遗迹上给我一一都找了回来，可是，有些人，再也回不来了……
马里北部的局势依然没有任何好转的样子，马里政府军与反对派、反对派与反对派、反对派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战争也时有打响，马里的社会依旧是乱糟糟的一团污泥潭。
尽管如此，但这和我们14号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我们14号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两个月的维和期即将结束，虽然，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任务还任重而道远，不过，这与我们无关。
14号被零号幽禁于联合国维和任务上的两个月期限就要结束了，到时候，法国政府自然会派遣其他的部队来接替我们的工作，继续在加奥医院执行联合国的维和任务，而我们，自然会有作为法国外籍兵团14号特别先锋队的我们应该去执行的任务。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零号让我们来加奥执行两个月的联合国维和任务，是他对我们在巴马科任务中的桀骜不驯，给我们降下的所谓的“教训”和“惩罚”了，因为你根本就想象不到联合国维和战场上的那种压抑和折磨。
在法国外籍兵团，在执行兵团和零号交给我们的任务时，我们可以尽情的发挥，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爆炸、杀戮、刑具……我们可以用尽一切残忍并且毫无人道的方法去对待我们的敌人，而在联合国的维和任务上，在加奥医院的维和岗位上，我们却要受到联合国所谓的“有限的自卫权”的无尽约束。
马里反对派武装分子朝我们开枪示威，我们只能示警驱离，马里反对派武装分子想要冲进加奥医院，我们也只能关闭大门架设隔离坞阻拦，马里反对派武装分子在我们任务区外的不远处和马里政府军战斗火拼，甚至马里反政府武装分子在那条仅仅三百米长的街道上击杀路过的无辜平民，我们也唯有眼睁睁看着……
这该死的“有限的自卫权”，我甚至有带着我的小队冲进那条该死的街道里，彻底地消灭那群隐藏在街道深处的马里反对派武装分子狙击手的冲动……
庆幸的是，两个月很快就要过完了，我们的维和任务也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和我的兄弟们再也不用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
中国维和战士小李已经能够下床走路了，不过，他身上的针线还没有拆，腹部被炸伤，据说是连肠子都被炸了出来，是他的战友捧着他的肠子将他抬上了担架，并且一路飞奔来到了加奥医院，这才捡回来一条性命。
小李的恢复情况还算不错，不过，他还呆在加奥医院养里伤，并没有被护送回国，我抽空看过他几次，作为他的恩人和同龄人，小李也很高兴我能够经常过来看他。
小李告诉我，中国维和部队的维和轮换任务期是六个月，小李还想等伤好了之后继续留在加奥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不愿意这么早得就匆匆回国去。
小李是个单纯的士兵，或者说，他是一个纯粹的战士，对于祖国和首长交代给他的任务，他会无怨无悔，并且，绝无二心的执行和完成，哪怕是受伤，甚至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相较之下，我是不是太逊色了些？
我回忆了起来，我曾经，或者说，在两个多月之前，我和小李都还别无二致，零号是我救命的恩人，零号是我唯一的长官，零号是我精神的领袖，零号是我人生的导师，零号是我最忠诚的人……可是，是什么让我渐渐褪去了对零号的盲目的崇拜和无尽的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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