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柱注意到刘一燝一直心不在焉的，都是在勉强的应付着，没有喝酒，没有作诗，对别人的说辞是身子不舒服，以致心绪不佳。
米柱则是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刘大人此刻应该是处于巨大的矛盾和不安之中。
早在唐代，不论文官、武官，抑或宦官、女官，在其父母去世后，理论上都需要辞官，并服丧守孝（而是否会被夺情起复，则又是另一码事儿了）。这种对孝的普遍地重视，首先就体现在闻丧举哀上。
在得知自己父母去世的消息后，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即便是在战时、战地），官员都必须立即“闻丧举哀”，公开相关消息，并向朝廷上报，申请解官守孝。如若不然，那就是匿丧。匿丧是属于十恶之一的重罪，会被处以所谓不孝流的流放刑罚。
不孝流属唐代法律上的五流（五种重流刑）之一，不能减刑、赎刑，遭逢大赦一般也不得赦免。
例如唐代宗永泰元年时，殿中侍御史李钧、京兆府法曹参军李锷兄弟二人在母亲去世后，不为其举哀。被发现后，两人便都被处以了不孝流。
但是另一方面，中、晚唐时，各地藩镇的节度使死后，子嗣、家属为了自行推举后继者而匿丧数日的例子，却也并不鲜见。这种情况，朝廷则往往无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
自古以来死者为重更别说是有养育之恩的父母了，在古代丁忧制度对于文官来说，非常宽松，但对于武将特别是正在打仗的武来说，接到父母的丧报，并不是你想回就可以回去的，在明朝太祖朱元璋就规定，不管任何情况，武将都不需要丁忧，像之前的唐朝，宋朝也都差不多。
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定。就明代来说，文官若父母去世，或是父亲已死而祖父母去世，可以请假回家奔丧，并在家里服三年之丧（实为二十七个月），称为持服。丧服期满后等待朝廷起用。倘若隐匿家中丧事，还要受罚。而如果皇帝认为该官员的职务特别重要，事关军机要事，则可以将其夺情起复，提前结束其服丧期，回来供职。甚至可以不让他服丧，就如张居正一样。
当然，夺情一事往往会受到朝廷与士林中舆论的非议。因为古代王朝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而父母死后在服制、饮食等方面抑制自己，表示对父母的哀悼，是儒家以礼的形式来表达孝思的重要方式。倘若一国的高官不为父母守丧，那就说明他是一个道德败坏之徒，没有作为领导人的资格。
而凡是武官，都没有丁忧制度一说，即使是父母死了，不但不能（也不用）回家守丧，甚至在任上也不用服丧，照常任职即可。这样一来，文官和武官，在伦理道德上被分隔开来，好像成了两种人似的。到了一百多年来，反而成为文官歧视武官的一种借口。
对此，当时也有人建言，要求对武官也实施丁忧制度。例如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刑科给事中姜性就建议让武臣也可守丧。姜性称“况今承平日久，当此礼教大明之日，岂宜使武弁独甘于匪类乎？”
不守丧者即为匪类，说明了守丧一事在当时的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地位。至于镇守边关及身处战事中的将领，由督抚、巡按奏请留下任职，待事后再回家守制，不过，万历皇帝并没有理会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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