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李三才，不是计划中的事，但顺手铲了，也对米柱造不成任何的影响，他将全部收益转至户部，也不是怕了东林党，要讨好东林党大佬孙承宗，而是充实国库，国富民就强。
东林党作为仕人集团代表，与米柱是天然的敌人，不用调和，如果他们当权得令，米柱未必会有留下俸禄和祖屋的待遇，所以米柱是有自知之明，也不作幻想。
成立反贪局，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只要他大权在握，这些当官的，就始终不是他的对手，要搞那一个就搞那一个。
在搞倒李三才后，米柱也没有什么自得，他上班第二日，即去约见了徐光启和李逢春，两位都是皇帝的亲信人物，都是庶吉士出身，都在太子詹事府干过，同在庚辰宫变之中冲锋陷阵，保过太子，扶幼主登基称帝，同为巡抚级人物，徐光启巡抚辽东，李逢春巡抚福建，他们将在元旦后离京赴任。
作陪的则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亓诗教、户部郎中洪承寿等。
米柱则与他们是莫逆之交，共同相扶前进，同是帝党人物，李逢春虽然是以帝师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军民事，但他的资历太浅，人脉太浅，又无主政一方的经验，到了地方，就怕别人玩死，所以他对于赴任福建，颇为踌躇。
米柱道：“李老师尽可放心，到了地方，上有天子圣眷，下有李旦大人、洪郢中的支持，自然可以从容施政，一展抱负。”
李逢春道：“维新呀！你且说实话，你让李旦成立一个海上北镇抚司，意欲何为？”作为福建巡抚，一方首长，自然对海上北镇抚司这种可以改变地方势力平衡的机构关注，特别是李旦是海盗，福建人，海上北镇抚司，陆上驻地设在泉州，这令李逢春为难，这可是多了一个婆婆，锦衣卫的性质，代表了地方势力不能干涉，也不可以管。
米柱道：“李老师放心，海上北镇抚司的权力在海上，在陆地没有执法权，与地方政府井水不犯河水。”
李逢春道：“甚好！维新招安了这股海盗，可保大明海疆太平。”
米柱毫不讳言：“大明海疆太平，水师就做得到，这是一支海军，进取的力量，他们有义务把皇帝陛下的福音传往更多的地方。”
徐光启道：“维新是盯上南洋了。”
米柱道：“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远在万里之外，都披荆斩棘，远涉重洋来此，我大明就在家门口，反而视如不见，智者不为？况且本爵封为澳洲伯，总得登上澳洲这地方，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勿负圣恩。”
在公，徐光启和李逢春官位在米柱之上，又以侍郎出巡地方，但米柱有爵位在身，地位更高，兼况手掌厂卫，深得皇帝信任，办成了不少大事，这让他成为帝党的领导人物之一，米柱今日与俩位大佬相见，就是为了向他们推广三样东西，这就是缔造康乾盛世的三大法宝，马铃薯、番薯和玉米。
马铃薯何时从何地传入大明，尚难确切断定，根据陕西省兴平县县志的记载，16世纪时马铃薯已传入大明，万历以后，马铃薯逐渐跻身宫廷美食的行列，但由于其品种上的特殊与罕见，仅有达官显贵方能享用。
上林苑即使有专司蔬菜种植的“菜户”，在筛选、培育马铃薯上有一定技术优势，但它毕竟是服务于宫廷的机构，既不会大面积栽种马铃薯，更不可能将薯种和种植技艺传入民间。所以，此时马铃薯虽已被引进大明，却不过偶尔现身于富贵人家的餐桌上，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并无此等口福。
米柱原本想设立专门部门，组织人手去寻找此三大神物，却让人告知，这三样东西，现在就有，而且就在上林苑，王体乾听说米都督喜好此物，还让人送了两大箩筐来。
但米柱还是在东厂里调派一队人，专门负责此事，这才是改变时代，造福万民的事。
至于番薯，在北地稀少，在福建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有福建商人携来京城售卖。
在万历年间，福建人陈振龙弃儒经商，到了菲律宾。他见菲律宾到处都种有甘薯，可生吃也可熟食，而且还容易种植，联想到家乡时常灾歉，食不果腹，这东西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就用心学会了种薯的方法。
当时吕宋殖民政府严禁薯种外传，振龙爱国爱乡心切，不顾当地法律的限制，用高价向当地人密购薯藤数尺，装在竹筒中，用绳系于船舷浮在海中，避过检查，经过七天航行，回到福州。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夏，闽中大旱，五谷歉收，振龙就让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试种番薯，以解粮荒。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呈报吕宋种植朱薯之利，金学曾令其觅地试种。振龙父子即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空地试种。4个月后，番薯收获，可以充饥。金学曾遂通令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
说到番薯，就不得不提金学曾这大牛人，金学曾在陈经纶所献《种薯传授法则》基础上，写成大明第一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闽人感念金学曾之功，将番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并在福州、福清等地建报功祠，专祀金学曾和陈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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