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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世家子弟,多仰仗家世,多是去邺城新办的太学就学,或者前去追随郑玄、管宁等私学,不屑于进入中央大学堂。
等到他们意识到中央系的强大,意识到中央大学堂学生乃是吕布门生之后,中央大学堂已经对这些世家子弟关闭了进入的通道,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世家子弟应该入太学,中央大学堂是贫贱子弟的,世家子弟入了大学堂会辱没他们的身份。”
当然,才能优秀、品德高洁、与众不同的世家子弟,吕布还是会给他们打开方便之门的,当然这样的世家子弟是凤毛麟角了,且多跟家主的品行教育有关,像田丰、沮授他们两家这样的子弟就多些,董昭、陈琳家族这样的子弟就少些,当然其他大部分世家里面更少见这样的子弟。
在搞中央大学堂的同时,吕布不想引起世家大族的反弹,便安排了一些自己能够接受、才能品德都比较突出的做了县令、乡令,某些世家子弟甚至做了郡太守和郡丞,比如河内脩武人张范。
张范的祖父张歆曾经担任过司徒,父亲张延曾经担任过太尉,颇有名望,太傅袁隗本想将其女嫁给张范,但张范坚辞不受。张范性格恬静乐道,不爱荣华、名利,不追求官职,喜欢帮助穷人,家无余财,内外的穷人、孤寡都十分敬重。吕布对这样的世家子弟是很敬仰的,便以天子诏令,招他入朝,委任他为渤海郡太守,取代了袁绍未曾担当过的位置,袁绍对张范做渤海太守无话可说。
广平邯郸人刘邵,是广平大族刘家的子弟,吕布从广平人沮授那里得知刘邵学问详博,通览群书,便招他做了内阁篆,负责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纂为《皇览》,又与议郎庚嶷等人共同制订律令。
中央大学堂各个学院的学制均是三年,入学的学员不限制年龄,只要能够通过入学考试,不论是十岁的还是五十岁的都可以入学,当然录取的名额都有限定,因为中央军政系统能够提供给中央大学堂毕业生的职位是有限的。
大学堂的大部分学员,他们都是五岁入小学堂,十岁入中学堂,十三岁入大学堂,十六岁就学成,通过毕业考试以后,就可以安排基层岗位,开始做没有官阶的小吏,再过两年,到了十八岁就可以授予官职。
吕布觉得后世上的小学、中学、大学学制拉的那么长,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学生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学没用的东西。
吕布确保的是中央系统下面的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所学的东西都是能够用得到实处的,那些暂时用不到实处也是基础学科,不像某些国家的政权为了粉饰太平,让学生多学一些没用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
吕布从后世来,非常了解后世的教育之所以被人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填鸭的课堂教学过多,而学生的动手实践太少。
吕布从一开始就着力让所有学员的更多学习时间放在实践上,凡是在实践中检验有错或不实用的理论全部从教材里删除,到了最后,从小学堂、中学堂到大学堂,他们在课堂上每天严格控制在两个时辰以内,课外的实践活动则控制在一个时辰以上。
实践活动有一半都是跟军事运动相关联的,这些实践活动都有相应的教官带领,小学堂的教官是乡兵的精锐,中学堂的教官是郡县兵的精锐,大学堂的教官则是中央军的精锐,举凡骑马、射箭、打猎、马球、赛马、武术格斗等活动,也有教官负责,大学堂师范学院毕业的教师负责整体管理和文化课。
在后世,华夏国实行大国金牌战略,刻意培养出来的职业运动员横扫奥林匹克,可全国国民的整体身体素质却每况愈下,到了和谐年间,同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不论从身高、体力都比不上倭国和棒子国。
吕布可不想让自己的门生们变成后世那些孱弱得连倭国学生都比不上的和谐学生,便下令,在小学堂入中学堂和中学堂入大学堂的升级淘汰考试里,把骑马、射箭、长跑等一系列的武科成绩列为总成绩的一半,文化课书面考试成绩,又名文科成绩,列为入学总成绩的一半,如此一来,就从最基础的教育制度上杜绝了大汉子民沦为后世的“东亚病夫”的可能性。
在打基础的小学堂、中学堂阶段,吕布没有参照后世愚蠢的分文举武举或文理科,他让所有的学员都要文武齐备,不仅因为现在是乱世,每个人都应该有自保之力,更因为未来是征伐世界搞大中华共荣圈的民族狂飙飞扬的阶段,没有足够强健的体魄,文官们承受不起那么繁重的工作。
在升学考试上,吕布没有搞变态愚蠢的标准分制度,那标准分制度要求每个学生的每科成绩都平均,这样的分数制度扼杀了许多偏才,造就了许多庸才。吕布用的是总分,只要某一科成绩特别好,就可以稍微抵消其他学科的平庸,当然文武两大科的成绩都必须及格,有不及格的要复读,但复读的机会只给两次,他不希望再来什么范进中举的闹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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