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只说国土大小，这话是没错，但暹罗的只有约一千万人，或者千万出头，可日本却有两千万人。”高务实道：“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除了在大明面前之外，实在不算什么小国了。”
日本的人口之前有提到过，后世日本史学界对此也有分析。大致上来说，从丰臣秀吉的“太阁检地”到德川家康的“庆长乡账”对日本石高的统计，就可以大致得出当时的人口数，约莫在1900-2200万之间。
如果要套用“人口密度”这个词的话，那么日本此时的人口密度在南疆只有安南的北、中部地区可以相比，也就是高务实一开始拿下的安南，不包括后来的广南三镇以及再后来得到的湄公河三角洲等地区。
而安南的北、中部地区，原本就是唐末宋初时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它的人口密度比大明现在的“两京十三省”平均值还要高，只是没法和人口爆炸的某些地区相比。
即便如此，安南在没有南方在手时，虽然它的人口在南疆已经很高，但也只有五百万左右的人口，加上南方也才七百多万(此时安南的南方开发度来比较低)，而完整的安南(基本等于后世越南)比不带北海道的日本还要略大一点，可见日本的人口密度在这个时代来说是很高的。
当然，高务实不是要去给日本搞什么人种净化，虽然基于前世某段历史的原因，他对日本没什么好感，但他认为日本民族文化影响之下的日本人至少比南疆各国的土人要优秀一些，而且可能会很适合利用。
日本人的某项特性大家都很清楚，典型的记打不记吃，别看一开始可能很嚣张，但只要以绝对的实力揍得他死去活来之后，他立刻就老实了，从此乖乖认清自己的位置，指东向东，指西向西。
对此，山姆大叔有过完美的实验，并从中得到了满意的体验。
高务实也想体验一把。之所以这样想，主要倒不是因为想获得某种复仇般的快感，而是他发现京华现在有这个需求。
大明固然有很多灾民，但高务实发现给南疆引进大明灾民的成本有些高，而且他还担心过多引入会削弱大明本身的实力。
但如果能从日本转移一些人去南疆，则可能有更好的统治办法。简单点说，就是人为的多创造出一个社会阶层来，让这个阶层给处于社会最高阶层的明人分担火力，做挡箭牌。
通俗点说，就是高务实已经开始设想将来把日本人当做“高丽棒子”来用。
当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日朝合并”已经有些年头了(就是吞并朝鲜)，日本在朝鲜已经培养了不少走狗，因此就从朝鲜半岛征调过来很多韩国人用于镇压中国老百姓的反抗。
但是日本人也没把他们真当自己人，因此不给他们配发武器，这一点还不如对待中国的伪军伪警。当时中国伪警好歹有一根警棍，而这些韩国人只能把家里妇女洗衣服用的洗衣棒拿出来当武器，随身带着，稍见国人不顺眼，就用棒子一顿毒打。
因此，东北的老百姓背后就管他们叫高丽棒子，口口相传之下，“高丽棒子”逐渐成了大家骂这些为日本人卖命的韩国人的蔑称。
蔑称归蔑称，但如果双方的地位换过来，高务实就觉得应该很不错，他就很想把日本人变成南疆的“日本棒子”。
甚至他还想再玩一套“皇帝总是好人，错就错在有奸臣”的把戏，让日本人充当坏人这个合适的角色，把南疆土民的仇恨拉稳，让明人能更好的去玩社会平衡，自己却超然在外。
而日本人一旦这样做了，也就再也回不了头，只能更加老实的抱着京华的大腿，乞求能永远保持“第二阶级”的地位。
不过话虽如此，原先的归化户籍制对于日本人也同样有效，既然高务实连南疆土人中的积极、优秀分子都乐意将之归化为汉人，何况整体来说比他们应该更优秀一些的日本人呢？
霸者眼中，非我即敌；王者眼中，非敌即我。
非我即敌者，能团结身边的核心力量，披坚执锐纵横一时，但霸业终难长久，一旦出现失败，往往意味着主力重创，而后难图再起。
非敌即我者，能团结一切非主要敌手，众星捧月百鸟朝凤，落拓时有人倾囊相助，艰难中有人生死相随，厚积薄发百折不挠，其力如江河之不绝，其势如海浪之汹涌，跬步千里，终成伟业。
前者如项羽，后者似刘邦。
同许多人一样，高务实前世年轻时也以为项羽才算英雄，不愧霸王之号，但等年岁见长，方知霸王终究只是霸王，彼时彼日，惟刘邦才配得上“皇帝”之名。
大业未成之前，因为心里的一丝旧怨而将一股不小的助力弃而不用，那只是少年意气罢了。
更何况，以高务实心中的计划和对日本人民族特性的了解，他们连“脱亚入欧”的口号都喊得出来，而两宋之时，许多日本人更是把自家妻女送给旅日的宋朝商人过夜，只为了改良“品种”。
那么在归化户籍制下，这批人该有多么积极进取，以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高贵的“汉人”？
[注：宋时日本人送妻女予宋朝商人改良“品种”一说，并不是我所杜撰，当时确实很常见，不过我要说明一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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