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县目前是大唐最富裕的一个县。
这一点从夏赋，秋税中就能看的出来。
仅仅是晋昌坊跟曲江坊这两个坊市，就贡献了全县应收赋税的六成以上。
其中以晋昌坊最多，缴纳赋税为六千九百八十五贯，东市次之，为四千七百五十二贯，再次者为曲江坊的四千六百五十五贯，再算上其余坊市，里坊，万年县收到的铜钱税赋就足足有两万三千六百余贯。
大唐的税赋来源是租佣调，所谓租便是地租，一亩地租平均为两升，庸便是绢布，至于调这个东西在万年县是不存在的，因为万年县不允许百姓用每日三尺绢布来顶替徭役。
万年县的土地实在是太少，所以租庸调的数量不多，尽管不多，还是超越了很多大唐州。
根据永徽六年十一月秋税缴纳完毕之后，户部以粟米为基础价格换算出，永徽六年，大唐朝廷的总收入为四百八十一万贯。
朝堂上，百官们自然是弹冠相庆，因为这个收益已经是大唐立国以来最高。
云初虽然被皇帝称之为二百五，但是，在吏部清吏司衙门的考评中，再次被评为上上之选。
满朝官员们都认为，云初在没有把百姓最后一件遮羞的底裤盘剥走的状况下，能获得如此收益，吏部给一个上上之选，实在是不足以彰显他的能力。
没错，官员们，至少是户部的官员们，他们只看每年进入国库的银钱，粮食，绢帛，麻布的数量多少，至于百姓们是不是能活他们并不在意。
很少有官员因为催税赋弄出事情来受到户部的斥责，哪怕是激起民变，户部的官员们也只会认为是刁民之过，只需派遣大军平定就是了。
牧民，牧民，一个替朝廷放牧百姓的官员，放牧一年，如果没有收益，这就是该员最大的失败。
云初的政绩非常的显着，所以，在显庆一年初春的时候，云初正式踏进了五品官的行列，虽然只是从五品下的官职，却不再是朝臣口中的小官，真正进入了中级官员的行列，也终于有资格踏进大殿中与皇帝一起商议国事。
大唐的税赋非常的有灵活性，县一级的官员需要将收到的税负的八成上缴给州，州再把收到的税赋的七成上缴给国库。
有这种计算方式，万年县的县库里装的粮食，绢帛，麻布的数量就非常可观了。
因为，云初是按照户部最喜欢的——将收到的实物税赋转化成货币缴纳给户部的。
这也是户部为何极力要求吏部，对云初的品级进行升迁的原因所在。
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把实物转化成货币缴纳税赋的过程中，万年县至少有三成以上的赚头，这还不算地方官府历来需要进行的，损耗，漂没，运输，库藏等等损失。
云初这个人从来都不允许国家占自己的便宜，现在，他是万年县的主官，所以，他也不允许国家占万年县的便宜。
所以，万年县的官吏们，如今出门都把腰杆挺得笔直，不因为别的，仅仅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万年县今年出现了库房紧张的局面，不得不选择一个高地修建出一处仓库群出来，用来装粮食，绢帛，以及麻布。
也因为如此，万年县今年年底的赏赐除过万年县的官吏，乃至杂役们自己清楚之外，外边无人得知。
因为，万年县的吴主簿，在负责分发赏赐的时候，把话说的很清楚。
发给你的钱粮，拿回家可以跟老婆躲在被窝里的偷偷欢喜，却不许往外透露一个字。
如果因为县衙赏赐这种事情外泄，导致县尊被御史弹劾，那就没说的，不但要把今年发的赏赐收回去，就连以前的也要追索。
如今的万年县县衙里酒囊饭袋或许有，但是，蠢货是一个都没有的。
就算是有人打心底里不喜欢云初这个县尊，在拿到那些赏赐之后，哪怕为自己考虑，也绝对不会说出去。
因为一旦被人发现是他说出去的，那么，他将在长安再无立锥之地。
在万年县干好你自己应该干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哪怕你一年不在县尊面前出现，只要你管理的那一块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那么，见不见县尊的，不算什么事情。
万年县一多半的人居住在长安城，有两成的家庭有人在为官府做事，还有两成的家庭在做生意，有将近四成的人住在城外，全部依靠农事谋生的人，只有三成。
所以，在万年县最贫穷的人一般都是失去主要劳动力的工匠之家。
在大唐，男子才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一般情况下这种贫困是无药可解的。
所以，云初就开始有意识地将这种人家的女子培养成主要动力，以及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
棉纺织工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为了保护这些女人，李治又把棉纺织工坊交给了一群宦官来打理。
至少宦官们不会像李义府一样，将一些可怜的女子关心到自家的后宅里去当小妾。
粮食多了之后，就难以避免的会出现陈粮问题，而这些陈粮，只会供给给万年县中那些穷困的家庭。
万年县的官吏们在衡量什么样的家庭才算是贫困家庭的时候，基本上做到了公平公正。
一来，办好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是积攒功德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来讲，自家县尊最厌烦的人就是从穷人嘴里抠利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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